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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北京火车站一如既往地人声鼎沸，韩仲杰扛着行李在人群中艰难穿行，“大家都跟住了，不要走散，出站先坐地铁，然后有专车接我们到工地。”他大声朝身后的16名农民工喊着。 43岁的韩仲杰来自江苏徐州，在北京香山附近的建筑工地做模具工，出来打工8年了。“一直跟着老板干活，他很信任我，每年都嘱托我过完年给工地带些工人回来。” 韩仲杰戴着很厚的近视眼镜，他是当年村里有名的高材生，高考时差8分没考进南京大学，在村里的声望一直很高。“江浙一带招工的企业特别多，周围几个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工厂上班，剩下的都是50岁左右的老头儿跟着我来工地干活。”韩仲杰抱怨着，今年经他带出来打工的乡亲比往年少很多，他担心会遭到老板埋怨。 在全国像韩仲杰一样发愁的人还有很多。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中心市场主任张宝颖此间表示，广州就业市场保持15万左右的缺口将是常态。 根据本报记者1月31日至2月19日进行的农民工求职调查问卷显示，企业招工难成为常态，农民工选老板成为普遍现象，90%以上农民工选择岗位最注重工资水平，并表示如果薪水高愿意跳槽到新的岗位；但是，这些并不代表他们的就业环境已经改善，回答问卷的农民工中46.6%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48%的个人技能通过自学或原来就会，接受过企业岗位培训、劳动部门专业培训的农民工仅占51.5%。 工人日报此次进行的问卷调查为有性别调查，收回的有效问卷500份，调查地点分别在火车站、农民工返乡专列、招聘现场、餐饮娱乐场所、农村等，调查对象为农民工，涉及的行业包括建筑装潢业、制造业、纺织业、餐饮业、零售业、家政服务业、物流运输业等。 找工作，工资是关键 浙江是亚洲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和交易中心，浙江省海宁市每年需要100万名来自外地的农民工。但是，今年海宁向偏远贫穷的内地劳动力输出大省招工时，却第一次遭到了官方的拒绝。 海宁市就业管理服务处就业管理科茅娟英说：“每场招聘会的摊位，都是早就预订满了。”除了增加专场招聘会，劳动部门还向陕西、四川、安徽等劳动力富余地区发单要人，但结果都不理想，令人不安的是，“春节前，四川等西部城市的就业管理部门还来浙江看望农民工，宣传成都、重庆等西部工厂的招工信息。” 海宁市职介所的葛伟民说：“企业招工需求增多了，但找工作的人却少于往年同期。招工单位比去年增加了30%，但今年来海宁找工作的农民工却比去年减少了20%至30%。” 皮革、服装等加工制造业都成了缺工大户。“二产中，挡车工、缝纫工等一线的操作工都是最紧缺的工种，而三产要数服务员的缺口大。”茅娟英介绍说。 朱玲琳是做皮草加工生意的，她经营着6家工厂，为阿玛尼等奢侈品牌代工，“我现在急缺缝纫工、纺织针织印染工。元宵节后就要开工了，可是好几个‘成手’都说节后不出来打工了，我这里包吃、包住，底薪1800元，有奖金和加班补助。” 在本报记者的问卷调查中，54.1%的农民工春节后不打算回原单位打工，找工作时90%的农民工关注工资，36.6%的农民工还关注用工企业的发展前景，对于同事关系他们的关注比例最低，仅占12%。 “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宁愿回江西老家，因为除去各种花销，最后剩下来的与在老家差不多。”2月1日，北京火车站内，在建筑工地做小工的刘向东明确表示春节后不会再出来打工，“除非能赚到三四万一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国家统计局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 参与工人日报调查的农民工中，45.8%的农民工收入在1500元～2000元之间，仅有8.3%的农民工收入在3000元以上。 浙江义务市就业管理局长黄允龙认为，用工荒的确存在，但很多企业招不到工，关键在于企业提供的工资待遇和工人心中的理想水平差距太大，这是导致工人频繁换工作或回家乡另谋出路的重要原因。 不再打工，源自现实难题 劳动密集型产业曾经支撑着整个广东经济的大半江山，如今在珠三角，大量代工企业利润已降到5%以下。2010年，曾经是全国棉印染行业第一名的企业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厂房爆破拆除；为沃尔玛代工的邯泰鞋厂在董事会的投票下关闭。很多曾被各地政府引以为豪的产业优势如今已经失去人工成本低廉的特质。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