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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理论创新，有其自身的“实现经济学研究目标的知识路径”（卡尔·门格尔）。经济学说史上曾发生过卡尔·门格尔和古斯塔夫·施默勒之间的“方法论大论战”。依笔者之陋见，其实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争议的实质已跨越经济学，涉及了经济学背后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冲突。奥地利学派强调的经济学规律或经济科学不是斯密时代古典学派所认为的“类似于物理学和化学之类的学科”（卡尔·门格尔语。以下奥地利学派的引语均为卡尔·门格尔语），而是“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有机体，它的规律类似于解剖学和生理学中的规律”。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是在“研究国民经济的历史的、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学科”，这三者中理论部分的经济学，是“探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而不是探究被卡尔·门格尔批判的历史学派的理论缺陷，是研究“具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然而，此争议似乎又不在一个焦点上。历史学派强调的研究对象恰恰就是“国家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在卡尔·门格尔看来是经济学中“历史的、理论的、实践的”三者中的经济史学和应用经济的研究。由此，经济学史上“方法论大论战”，除去在人类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上存有争议之外，似乎给予我们后人启示：什么是理论？一种可行的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现象时是否有时空边界？即是否有局限性？或者说，存在一定的相对时空局限性但是确实又能解释一定条件下经济现象因果关系的逻辑知识，是否就不能叫理论？对此，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回顾经济学史上的“方法论大论战”，当今中国学人想从经济学理论上总结抽象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秩序和变化趋势的30多年“中国奇迹”，要格外的小心。首先要明确，你是研究一般经验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研究普适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经验的归纳和阐述，可能不仅仅限于经济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其往往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法律等非经济因素。如果不按经济科学研究范式研究，仅是想阐述和实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过程，那是属于经济史的研究。当然，也许不能排除，在“一般理论”研究范式下，基于国民经济经验的、历史的研究基础，去抽象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理论。如，对转轨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的内涵及外延的争议等。不管怎么说，以中国奇迹与世界变化为背景，是研究国别的“一般经验”，经济史学还是按照经济科学规范去创新发展当代经济学，改善和丰富经济理论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作为经济学人，在研究之初，需要有非常明确的立意，否则容易做“无用功”，起码不易为国际经济学术界所承认。 讲到这里，需要顺便对读者说几句。看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要学会辨别：其是在做政策研究还是在做理论研究？或两者都不是，只是依据某一经济理论在做时政经济评论、批评？对研究“中国模式”者，要学会辨别：其是在总结理论规律、丰富经济科学？还是在总结一般的经济发展经验包括非经济的因素，或者是在研究阐述国别、主体经济史？了解了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恐怕就能理解为什么“10个经济学家有12种观点”。 37年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丰富实践，其中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客观上已经构成了宏大的经济知识源宝库。笔者认为，只要谁能去努力挖掘，不管对于进一步了解经济学说史上的方法论之争，还是对经济史学的研究、纯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分领域的应用经济政策制度的研究，都是大有好处的。 最后要特意致谢的是，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先生，中信出版社资深策划编辑黄维益女士，把我几近七零八落的文稿及演讲稿，按适应读者及出版的需求，重新进行了有逻辑的编辑。对此，笔者早已向他们多次表示了感谢。依照出版习惯，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