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岭南地区很早就有了猪的饲养，但古代岭南“地旷人稀”，“野味”较多，猪的食用价值并未得到特别的重视，反而因其在古礼中的意义而通常用于祭祀。甚至直到宋代仍是这样。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就写道：“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神。祀天神，必养大豕（即大猪），目曰神牲。人见神牲，则莫敢犯伤”。他还特别说明这种源自古代祭祀礼仪的风俗在中原地区到了魏晋之后已经不太保存了，但在“五岭以南”，古风犹在。明初的《永乐大典》在记录当时广州的风俗中也引用了这段文字。到了明后期，这种风俗应用范围扩大，凡婚丧嫁娶，吉庆喜宴等，多用烧猪。说明了养殖规模的扩大。 而猪的养殖，也是古代集约化农业的一个例证。伴随明末清初桑基鱼塘在珠江三角洲的兴起，桑蚕鱼猪四者的循环利用线条有机形成，对保持生态平衡和充分利用物质能量都有重要的作用。当时大约十口之家，即可维持这样一个农业生态系统，“所谓实业之利益无穷也”。此外，随着余粮增多而繁荣的酿酒业，也为养猪提供了重要的饲料——酒糟。 养鸭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清代康熙年间《番禺县志》载，两熟稻割后，养殖户就放鸭田中，吃余谷，吃蟛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者。明代佛山大族霍氏代表人物霍韬就说：“香山、顺德、番禺、南海、新会、东莞之境，皆产一虫，曰蟛蜞，能食谷之芽，大为农害，惟鸭能啖焉……亦以有鸭能啖，蟛蜞不能为农稻害也”，这是利用家鸭防治蟛蜞的最早记录。
桑基鱼塘 将衍生价值 发挥到极致 随着对家养动物、栽培作物习性认识的深入，岭南地区的农业在不断地进步。到了清代，本地人已经会做鸡肾脏的移植手术，将公鸡的肾脏移植于母鸡腹腔，导致性变而育成文昌鸡。更重要的是，从单纯的“能量生产”转变为具备一定的衍生价值。如清代广东地区有一种“矮鸡”，因足短而步履蹒跚，具“观赏”效果，17世纪传入日本，又经由荷兰人之手从长崎引入欧洲，成为欧洲一种珍贵的赏玩鸡种。 将这种衍生价值发挥到相当高度的一个例子，要算是今天仍有着广泛爱好者的信鸽业。根据现存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唐玄宗时广东籍名相张九龄就在家养了一群鸽子，用来传送书信。这样看来当时信鸽的驯化应该已有相当时日，不然他不会对这种技术如此放心。古代广东地区人们还专门养殖一种不会飞的鸽子，名叫“地白”，专门用来吃白蚁。17世纪后期，广东兴起了比赛家鸽飞翔能力、飞翔速度、识归能力的群众性活动——放鸽之会。放鸽以佛山为终点站，参加比赛的鸽子做上记号，进行造册登记，分别从清远的东林寺、飞来寺以及英德的横石驿飞回佛山，优胜者有奖励。如果没有相当大规模的养殖、训练，是不可能支撑起如此盛大的专业活动的。 如今城市小区绿化里常用的蒲葵，也是一种在珠江三角洲很重要的经济作物。因为蒲葵的叶片可以用来加工制成葵扇、葵笠、葵衣、扫帚、席子等，种植面积相当大。蒲葵的主要产地是新会。明代新会的葵扇已经名闻天下。《明史》中记载的广郡贡品，葵扇被列在第一位。当时它大受各地人们的欢迎，销售范围“几遍天下”。为了让这种经济作物增产稳产，明末清初本地已经采用专门辟苗圃育苗，然后移植大田的做法。这样可以集中施肥，精心管理，培育出壮苗。这种育苗方法也沿用至今。用通俗的话来说，以葵扇为代表的蒲葵系列产品，就是珠三角地区曾经创造出的一种大卖热卖的“爆款文创”。 我们现在讲要想办法延长农业生产的产业链，想办法增加农业产品的附加值。葵扇在历史上的成功经验，还是值得挖掘的。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