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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了一个时代分水岭：1970年代之后，整个国家分裂成了两个美国，“公司CEO们和金融界精英们扶摇直上，而普通美国人则困于停滞不前”。 以前，美国之所以是一个机会之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的财富相对更平均地分配，而这有赖于几点：立法保障、机会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工商界精英的自我道德约束以及工会力量的制约。但在近几十年，这些都失效了：企业家们组织起来推动对自己更有利的立法，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精英们不再觉得自己有道德责任去照管工人，而是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不仅如此，随着美国日益“去工业化”，它逐渐从一个工业帝国转变成了一个消费社会，沃尔玛取代通用汽车，成为最大的雇主。而在这些服务业中，工人们分散在一家家店面里，流动性也大，彼此之间更难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去和资方谈判有利的劳动条件。1993~1997年间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RobertReick）2007年写了本书，将这种顶层精英不受约束地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形态称为“超级资本主义”，认为它已“蔓延到政治领域，吞没了民主”。 如果说这样的“诊断”大抵正中症结，那么赫德里克·史密斯对于“如何找回美国梦”所开出的药方却很令人遗憾。试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的方式让制造业机会回流美国，这就算能稍稍见效，却根本无济于事——这么说是因为，早在30年前，美国就曾通过敲打日本和西德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当时日德在货币升值、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扩大对美国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才缓和了双方矛盾。然而很显然的一点是：这根本未能逆转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趋势。归罪于全球化贸易、外来移民和外国工人“抢走了”自己的机会，这大概就跟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卢德派砸机器一样无济于事。 现代经济极为复杂，早已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由于因果链条极长，很多事情往往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美国家电企业惠而浦，去年还强烈要求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对抗海外竞争者，可是今年贸易冲突真的开始后，该公司第二季度却巨亏6亿多美元，股价暴跌14.5%，是1987年以来最糟的，它将之归咎于钢铝关税使得原材料成本暴增、销量大减。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或“找回美国梦”，都是试图重现1970年代之前的辉煌，但现实的问题是：时代早就变了，就算能有少数制造业机会回流，但谁都不可能让美国重回到过去。原因之一是，战后二十多年里美国的经济繁荣，原本就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那时由于欧洲、东亚尚未恢复元气，美国企业本来也没有多少真正的国际竞争对手。过去的好日子是有过的，但它们永远地过去了。 当然，指责他人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暂时避开痛苦的结构性改革，而且人民也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说法来告诉他们该归罪于谁。一如《鲁莽濒危》一书中所言：“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抢劫了。他们只是不清楚抢劫他们的是谁。”但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美国梦的破灭、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阶层的固化，都是美国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哪个外部的替罪羊能帮得了他们。如果按照欧洲的政治传统，那应当由国家出面推动建立更有保障的福利体系，然而奥巴马政府八年在这方面的举步维艰，已经表明在美国这么做有多难，而美国普罗大众也无法自我组织起来发出集体的声音。这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有时问题本身不难看清，但最终在政治上选择哪条道路，却是这个社会长久以来的政治文化所决定的。这不是对错或好坏的问题，而是身在其中的人自己也无法看清的结构——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那就是这个群体的宿命。 延伸阅读
[美]戴维·斯泰格沃德著 商务印书馆2002年1月版
《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和每一个人生活的转变》 [美]罗伯特·赖克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2月版
《鲁莽濒危：野心、贪婪与私欲如何引致经济末日》 [美]格莱金·摩根森、约书亚·罗斯纳著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