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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禅宗也追求无牵无挂的逍遥境界。希望以“不修而修”来出“五行”、离“三界”，于宗教外获得一种精神自由和彻底解脱，在有限中实现无限，于现实中完成一种超越，佛教的“涅”，也就是指经过修持来消除苦因苦果，灭寂欲念烦恼，达到永恒超脱、永恒寂静的最安乐境界，这是一种带有虚幻意义的审美人生态度。 无论是儒家的“风乎舞雩，咏而归”，道家的“逍遥游”和“物我两忘”，还是佛家的“禅悦之风”，都是他们审美人生的理想追求。这种审美化生存追求影响了以后许多人的审美主张和艺术人生，他们以洒脱的审美态度来待人接物，使个体的生存充满了诗意。这种现象在魏晋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在魏晋时期，破除礼法、崇尚自然，成为名士们追求的一种时尚。他们超然放达，漠视礼法，常聚于山林，纵酒放歌。这样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气就是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 历史上有名的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晋书 王羲之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羲之既去官, 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 穷诸名山，泛沧海， 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王羲之与朋友们流连于山水中，整日诗酒风流。在东晋永和九年的暮春之初，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组织了历史上著名的兰亭山水集会，与会者多达四十余人， 会上诸位文人欣赏山水， 饮酒赋诗。为了增加趣味，采取流觞赋诗的方法， 流觞所至， 即席赋诗，编为《兰亭集》， 由王羲之代为写序，即书法史上的杰作《兰亭集序》。 从文献中关于这次山水盛会的记载，可以看出此时的山水已经不仅仅是士人生存的背景和心向往之的理想之境，而已经成为他们经常涉足的生存场域。他们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借自然的山水化解胸中郁结的情怀，或从时序的变迁中感受生命的意蕴,体悟着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在自然的怀抱中，他们被一种美妙的情绪所笼罩，心驰神往、畅神怡情，他们在优美的自然景致和美好的人文氛围中得到全身心的审美愉悦，体验着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 另一位以审美的人生态度获得诗意栖居的名士，是东晋末期的陶渊明。可以说陶渊明是魏晋士人自然生存理想一个彻底的践行者。魏晋以来士人一直在入与出，进与退，仕与隐矛盾焦灼的痛苦中追求着自由自在的生存理想，而陶渊明则化解了理想生存与现实生存的焦虑和痛楚，他辞官归隐，回到田园， 躬耕稼穑，将魏晋以来士文人所追求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合而为一，使魏晋士文人所追求的自然生存理想在南山冲淡宁静的诗意栖居中走向了高峰。 陶渊明作为东晋名士之一，他的人生期求和审美情趣深受魏晋时代崇尚自然的文化风尚和文人所追求的自然生存理想的影响。 在他的自然生存理念中，核心是魏晋以来的性本自然说。陶渊明曾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与子俨等疏》中又写道：“少学琴书， 偶爱闲静， 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 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 北窗下卧， 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因崇尚生命的本质在于自然，所以官场对其而言始终如樊笼一般，使他总有着一种想要返回的愿望和冲动。可以说，当陶渊明在官场上面临困境，深感厌倦的时候, 他潜在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他选择生存方式的原动力，因此，“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成为陶渊明经历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生告白。 可以说陶渊明是在田园生活中真正实现了诗意栖居。而这种诗意栖居的获得，离不开他审美的人生态度。陶渊明归隐之后, 很多时候是栖居在自己的诗意里。陶渊明的躬耕生活一定是孤独而艰苦的，但他却可以用闲淡的笔触仅以“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两句简单带过，在艰苦的躬耕之余，却也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可谓实现了他多年内心深处的自然生存渴望。乡村日常的生活是庸常的，日常的稼穑是艰辛的，但是庸常和艰辛的农村生活在陶渊明这里却被演变为充满诗意的田园。陶渊明正是凭借着这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以审美的眼光体察生活，才寻觅到了心灵的这片桃花源，体验到了诗意的栖居。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