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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10.8%。根据联合国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与此同时，新的历史时期，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正在形成“新的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粗放式发展模式下，资金、土地等要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巨大；而在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今天，人才与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些转变都需要大量的、多层次的人才来支撑。”傅利平认为，抢人才大战的实质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和内驱力所致。 李侠从事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研发投入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城市为人才取消了门槛，这种开放会使一个城市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对西安、武汉等城市而言，力度空前的人才新政无形中给城市打了最好的形象广告，“体现了一个城市对人才的尊重和开放的姿态。” 他认为，这类二线城市是这轮人才大战的最大获益者，刷出了城市的“存在感”，“人来了就能产生消费，给城市发展带来活力，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到来，将是带动城市未来发展的引擎。” 一哄而上抢人才要避免“人才政策烂尾” 各地人才大战日趋白热化，用尽心思挖来的人才，最终能不能留下，会不会“中看不中用”，这些更考验着一座城市的智慧与决策力。 政策同质化，长期以来是人才政策的通病。五花八门的“人才计划”背后，送户口、送钱、送房子始终是绕不开的“老三样”法宝。傅利平认为，让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愿意扎根，需要软硬件环境兼备，“现在大家拼的，基本上还都是硬件，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软件”。 实现梦想和价值的可能性，是人才扎根需要的软环境。傅利平说，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对软环境的要求更高，“比如平台够不够好，地域文化与自身发展是否匹配等因素”。她认为，好的人才政策需要配套落实，“否则人才最终还是会走。” 她提醒，人才培养是个长期过程，“要注意政策的延续性，不能短视、短利。” 作了十几年人才引进工作，天津高新区人社局副局长、人才中心主任薛晓辉注意到，近年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普遍年轻化，学历越来越高。她见过不少辞去海外高薪带着积蓄回国创业的人才，“比起钱，他们更看重这个地方的产业基础，各种政策的兑现率，行政服务的便利性。除此之外，也极为看重医疗、教育、交通等配套环境。” 李侠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从人才个人角度而言，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应该是流动的首要驱动力量，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制度环境的宽松与公平、公正，以及适宜的文化环境。利益价值最大化不单单是指经济收益，还包括能力与潜力释放的最大化。 李侠认为，各地的人才政策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有针对性地设计，“最适合当地的人才，才是最好的人才。否则，对于投入的资源和人才本身来说都是浪费。” 由于人才政策的同质化，其产生的效力也会损失。李侠提醒，一哄而上的抢人大战，往往容易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要避免人才政策“烂尾”，要看各地承诺的落实力度、决心和效果。 就一个国家而言，一定时期内，人才的存量是一定的，争抢的结果必然使得人才的价码水涨船高。 今年两会，不少代表委员都谈到各地争抢高端人才“急红了眼”：有人出1000万元，我就出2000万元，造成不同地区高校之间靠抬价互相挖角的现象。有不少专家学者呼吁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关政策。也有学者认为，人才流动属于正常现象，“应该交给市场”。 南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网络中心副主任李涛认为，从整体来看，人才流动，无论对个人发展还是区域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而要形成利于人才成长发展的良性环境，当务之急是对人才评价机制进行反思和改革。 这场人才大战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给僵化已久、备受诟病的户籍政策松了绑。李侠说，人才流动将带来资源要素的重新流向，给改革注入一剂强心针。各地人才新政的成色与人才“用脚投票”的成果，无疑将绘制出中国未来经济版图的新样板。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