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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冯虹 李升：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中的农民工群体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调查 ［关键词］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生活状况；生活意识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6）01-0102-05 ［收稿日期］2015-1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阶层分化与社会关系构建研究”（14CSH012）；北京社科基金项目“北京近郊区城中村改造与外来人口管理研究”（13JDSHC011） ［作者简介］冯虹，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升，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对特大城市人口的严控政策使外来人口问题成为焦点，而城市的外来人口聚集区作为进城外来务工者的重要生存空间，也将在新时期面临挑战。外来人口聚集区一般是指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以“城中村”为基本依托单位，大量外来人口聚集生活的区域。而以北京的实际情况来看，多数外来人口聚集区已经发展成为农产品批发、商贸市场、家居建材、仓储物流等中低端产业的集散地，成为外来农民工城市落脚的主要空间。近年来，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外来人口聚集区采取了“城中村改造”措施。从2009年的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行动，到2013年北京开始重点升级改造低端产业［1］，这些都被视为北京进行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 北京对外来人口聚集区采取改造治理措施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或者说是为了解决“城市病”问题。不过，对此存在不同的学术讨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造外来人口聚集区有利于城市治理，理由是由于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生活环境较差以及文化的边缘化等原因，在城乡差距面前容易产生心理冲突和压抑失衡［2］，而“城中村”加剧了区域性“失范”，使这些地区的城市犯罪率高发，会引发治安等社会治理难题。［3］外来人口聚集区往往不仅成为“脏乱差”的城市边缘地带，也成为社会问题的多发区。［4］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外来人口聚集区存在一定的功能合理性，认为外来人口聚集区的产生与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在打破以城乡隔绝为特征的二元结构和作为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承载了外来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及城市产业发展等系统功能。［5］在外来人口聚集区中，当地村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复杂分工，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不仅对当地失地农民具有自我保障的积极性与必要性［6］，也能够缓解外来人口的公共需求与政府体制机制滞后形成的矛盾关系，具有难以替代性。［7］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中村”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环境中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8］因此，对于北京通过产业升级做法实现对外来人口聚集区的改造治理，也在媒介中引发了争论。［9］ 本文将目光聚焦于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群体，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生活在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生活意识究竟是怎样的？本文将通过对北京外来人口聚集区中的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实证性分析，对此问题做出尝试性的回答。 二、对北京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于由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于2013年6月对北京外来人口聚集区所作的专题调研数据。调查以市场管理办公室或村流动人口管理站提供的外来流动人口名单进行随机抽样，样本量为2416人。调查对象主要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中低端的建筑业和制造业等的工人、商品的批发零售人员、家政餐饮等生活服务类工作人员等。 （一）聚集区中外来农民工的生活状况 1.异质性的居住空间 调查的外来人口聚集区主要是城市近郊区的“城中村”地区，这些区域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和本地人的不断迁出，逐渐成为“人口倒挂村”。外来人口聚集效应的显著体现就是形成了商品的规模经济产业，调查的多数区域都已是北京较为有名的农副产品批发、建材批发、服装日用品批发零售等的大型“集市”。这样的聚集区样态不仅给北京本地人强烈的“异质性”感受（即这里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也给予了聚集区中外来人口较强的“异质性”感受。从表1的调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仅有13.6%的被调查者的隔壁邻居是北京本地人，绝大多数人的隔壁邻居也是外地人；并且超半数（51.8%）的被调查者自我感觉居住区外来流动人口的比例超过60%。北京的外来流动人口聚集区已经成为北京本地人和多省份外地人共同杂居的“异质性”社区，而“异质性”感受也成为吸引他们来此的重要因素。 表1 聚集区的人口“异质性”情况（%）（略）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