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董其昌以降三百多年来，对派别的理解与分歧，一直是中国画史、画论的敏感议题。国画家多从个人爱好和师承渊源的角度去作判断，很少以历史的眼光作相对客观的解读。即使大画家如黄宾虹也未能例外，他一再批评“明画枯梗”“清画柔靡”，独提出“道咸中兴”，即突出一例。[4] 潘天寿也有自己的择取，如《论画绝句》所选顾恺之、宗少文、薛稷、王维、张璪、徐熙、董源、巨然、苏轼、米芾、郑思肖、黄子久、倪云林、徐文长、董其昌、八大、石谿、石涛和高且园18位画家，其钟爱，显然是历代文人画家;但其绘画史著述，却能给予李郭派、马夏派、浙派、吴门、四王派以应有的评价。[5] 集画家与史家为一身，兼顾感性态度与理性态度，这也是他高出一般画家的地方。 重视画家的艺术个性，是潘天寿理解中国画风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艺术个性与个体画家的气质、性格、思想相关但不同一。它体现在中国画的形式特征、精神气质之中，是画家将自己的气质、性格、笔性融铸于技术技巧、形式结构以及观念情感表达中的结果。八大山人“金枝玉叶老遗民”的生命个性，化作他独特的大写意花鸟画风格，而且是唯一的“这一个”。生活中有个性的人很多，但有突出艺术个性的画家却少而又少。“从历史上看，学画的人，要创出自己的风格来是不容易的事。因为个人往往受到智力、学力、功力及各种环境条件的限制。在成千上万的画家中，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前无古人地创造出自己的特殊风格来。并为画坛与社会所肯定，为历史所承认。”他说的“特殊风格”，即我们所说画家的“艺术个性”。 在潘天寿看来，艺术个性与派别风格、民族风格是范畴的区别，它们缺一不可。 在民族风格这个大范畴之内，必须有不同的个人风格。 “艺术上的大家都是有个性、有创见、独当一面的。”“一个民族的艺术，要有一个民族的风格，一个画家作品，要有一个画家的风格。”[6] 他举例说，“八大山人，新罗山人，白石老人，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各人有各人的学问修养和思想体系，各人有各人的技巧锻炼。因此欣赏三家所画，各有不同的情味，这就是艺术的价值。”有价值的中国画，要有个性，也要与民族艺术传统血肉相连。有个性而抛弃民族艺术传统的作品，不是好的中国画;强调民族传统而缺乏艺术个性，也不是好的中国画。不过，在潘天寿仙逝四十年后的今天，各式各样的“现代水墨”是不是属于“民族风格”?它们是不是一些论者说的传统中国画的“现代身份”?或者说，在多元化的当今中国画中，包括观念水墨、抽象水墨在内的“现代水墨”，在潘天寿的派别风格“家族”中，占据什么位置呢? 在潘天寿的中国画系谱里，艺术个性意味着个人风格的独特性，艺术的创造性，也意味着与传统民族风格的血缘性。“艺术要有独创，否则就没有生命。”“作画要‘自负’、要大胆，要逼着气抓住重点，从大处、高处、新奇处涉想。”[7] 但这种对“新奇”“大胆”强调，与以叛逆传统为特点的现代艺术有所不同：“艺术是自我，也是他我”“心有古人毋忘我”。“所谓独特的风格，在今天看来，一要不同于西方绘画而有民族风格，二要不同于前人面目而有新的创获，三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而非一时哗众取宠。”总之，中国画要的创造性，应当是属于民族风格、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个人创造性。潘天寿本人的作品就是榜样，其诗书画印，是传统的，也有强烈的独创性，如其形象的雄怪，结构的沉凝，笔线的强劲，指墨的浑穆等等，都格调高华，超迈古今，又有强烈的个性。 注释： [1] 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第1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上海。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