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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年之后，乾隆寻了一个机会，李侍尧便走出监狱。乾隆皇帝授予他三品顶戴，命他赴甘肃“总办军务”，接着又任陕甘总督。自此李侍尧不仅获得了生命，仕途也相当坦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李侍尧又转任闽浙总督一职。《清史稿》称李侍尧虽“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又曰：“侍尧眷遇尤厚，屡坐赃败，屡屈法贷之。盖特怜其才，非以其工进献也。”李侍尧病逝后，乾隆帝赐银祭葬，并赐谥号“恭毅”。李侍尧生前的所为所行，与死后备极哀荣的现实，如巨石投进湖里，荡起的涟漪由近及远，深刻影响着人心。 乾隆对李侍尧的所作所为，粗看和他的治国理念有矛盾之处，因为这位皇帝一直认为：“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钺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实际上，他对官员贪腐是有所区分的，并不认为李侍尧这类能臣之贪之腐和蠹国害虫有关联。乾隆时代，重能轻贤的倾向明显。乾隆中后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日益懈怠，官员不以清廉品节相尚，出于能员的贪官倒不乏其人。帝王的这种理念直接源于专制的皇权思想。因为专制体制下，皇帝需要的是听话的官员，哪怕他是一个贪官，但只要奴性十足，效忠主子，也会得到恩宠。这些贪官，喜爱的只是财色酒，根本不会公然挑衅皇权，不会导致皇权不稳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也是皇帝思考的，但与权力的垄断和独占比较起来，永远处于第二位，甚至是末位。这种逻辑，虽然没有一位帝王肯明确加以表述，但观其行为，却大多如此。而且愈到皇朝末期，那些皇帝秉持这种逻辑的痕迹愈明显，直至新王朝建立。 缘何立国皇帝重反贪甚于重臣子个人的能力？皆因他们亲眼见到腐败对国家的侵噬，亲眼看到官员的贪腐怎样激起民愤，亲眼见到贪腐怎样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亲眼见到敌手如何摧枯拉朽。所谓能臣创造的价值，与贪腐巨大的负效应比较起来，不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连皇朝的基础都敢于吞噬的人，哪里谈得上贡献？但第一代帝王耳闻目睹的事情，后代帝王则是仅有耳闻无缘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没一搭了。以后新王朝循环往复，重走前朝路。 反腐败与忍让腐败，实际总在纠缠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个更可怕？是腐败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是宽恕李侍尧这样贪腐者可怕，还是将其一网打尽可怕？置腐败于何地，粗看是反贪坚决不坚决的问题，其实与如何治国相关。《清史稿》曰：“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诚哉斯言！（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李恩柱） 编辑 卫香香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