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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兰被张富清邀去武汉，她没多想，只当去玩。到了武汉，却被张富清“正面进攻”：我要去湖北恩施工作，很远，很艰苦，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是浪漫？是情怀？是责任？在那个年代，细论这些似乎都有些“不解风情”。婚事就这样成了，二人在武汉领了结婚证，一路奔恩施而去。
1955年，刚刚起步的新中国，一趟省内旅程，却是那般“山高水长”。水路的船儿摇啊摇，转到陆路的车儿晃啊晃，下车又是两只脚底板走啊走，朝也赶路，暮也赶路。终于到了恩施，胜利抵达？还早呢。张富清选定的目的地，是偏远困难的恩施下面，最偏远困难的县——来凤。
从汉口到来凤，张富清走了整整七天。
三省交界，山荒路远，县城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生产长期凋敝。初到来凤，张富清所见并不如“有凤来仪”的名字那般美好。第一份工作，张富清就摊上“天大的事”——“民以食为天”，出任城关粮油所主任。
当其时，“一五”计划刚上马，搞工业，求发展，粮食供应是大事。“统购统销”政策下，一边是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不好收，一边是粮食需求大、口粮不够分。一斤粮票，老百姓拿去换五斤红薯，吃得糙总比饿着强。
难！可突击队员，就是来攻坚克难的。
张富清“生产”“分配”两头抓：这一头，想方设法搞起大米加工厂，提高精米供应；那一头，严把分配关，人人都平等。某机关派人来买米，张口就要多分细米，张富清一句话呛回去：群众都不够吃！按规矩办。县里一位领导听闻“提醒”张富清，不要太固执。张富清一番话掷地有声：谁也不能搞特殊，不然就是违反了党的政策！
战士对纪律的遵从，党员对人民的忠诚，这两种品质，日渐熔铸成他公仆生涯的底色。
1959年，把粮食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的张富清，接到另一个攻坚任务：到三胡区担任副区长。
这个三胡区，有点来头。来凤民谚里，人称“穷三胡”：土地贫瘠，灌木丛生，农业基础差，许多群众穷得缺衣少食。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歉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难！又是困难！
张富清决心上山驻村，亲手抓生产。告别妻子孩子，住进最困难的农户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扎就是几个月。
三胡的群众不以为意：你一个区里的干部，走走过场，还真能帮上忙？再加上张富清一口陕西话，老百姓听不太懂，一句只当半句听。张富清不着急也不辩解：口音听不懂，他就慢点说；干活信不过，他就多干点。挖渠松土，挑粪背种，比干自家活还卖力。吃，群众吃啥他吃啥，粮票给的比吃的多；住，群众住哪他住哪，吊脚楼里，下面家畜跑，上面人睡觉，人身上还蹦跳蚤。“张副区长”睡得没二话，天亮起床接着干。
人心都是肉长的。三胡的群众看在眼里，啥样的心门也敞开了，跟着张富清一起抓农业、促生产，共渡难关。
最困难的时期，县里为减轻负担，精减机构人员。妻子孙玉兰在三胡供销社工作，张富清动员她“下岗”。孙玉兰气不过：我又没犯啥错误，凭啥？张富清耐心劝解：你不下岗，我怎么做别人工作？
也罢！孙玉兰又不是不熟悉丈夫的脾性，只能依了他。孙玉兰只能捡柴、喂猪、做保姆、干缝纫工，贴补家用。
如果说“张富清在三胡”是一场战役，这枚军功章，必有孙玉兰的一半。
四
突击队员的突击还在继续。1975年，张富清出任卯洞公社（现百福司镇和漫水乡）副主任。
除了“穷三胡”，民谚还有一句“富卯洞”：山中有茶树，林中产桐油，河边有船厂，堪称来凤金库。可这次张富清抱着“肥差”，却挑了最没油水的干法：选了海拔最高、位置最偏、最穷最艰苦的高洞管理区（现高洞村）驻片，一头扎进大山中。
“我们光当指挥官不行，还要当战斗员。”和什么战斗？和贫困斗，和群众面对的困难斗！突击队员再突击。
这一年，“战斗员”张富清已经五十一岁。
高洞，顾名思义，高。来凤县城海拔四百多米，高洞海拔一千二百多米，深居悬崖之上、峰岭之间。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进进出出，只靠两只脚板；物资流通，只靠肩挑背扛。每年上缴供应粮，全生产队劳力齐动员，大干一周才算完。稍大点的物件，肩背无法承担，只能望山兴叹。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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