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人大代表提出的“生育指标交易”提案，引发了一波关于生育权可否交易的讨论。在越南和伊朗这类有生育指标的国家，为了方便穷者得到养老和医疗的财源而富者能够更自由地生育子女，生育指标交易是否应该被允许？在现有生育指标制度没有松动迹象的今天，设若一个有二胎指标而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因为夫妻的身体等原因不愿生育二胎，那么他们如果能够合法卖掉这个指标给一个经济比较宽裕而希望生育二胎的家庭，岂不是贫者得钱而求二胎者免除超生处罚的恐惧？这双赢的结局又招谁惹谁了呢？ 道理不错，但这个生育指标交易市场是不可能以合法公开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太令人反胃的市场不可能合法化。 如果一场交易在交易双方都自愿、交易后果信息都透明公开并且不伤害第三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按市场自由派的经典看法，这双赢的交易就不应该被禁止。然而古今中外，从古老的王朝国家到当代的发达社会，双赢的交易因为“令人反胃”被禁止的可太多了。最普遍的例子就是色情文学，除了有个别研究显示那种具体描写性侵犯的淫秽品可能会引发消费者模仿冲动之外，至今没有科学证据证明阅读色情文学会增加一个成年人的犯罪倾向。但这“证据”在多数主张禁止色情文学买卖的人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公开的色情制品交易令他们有反胃的感觉。“我反感”“我恶心”比某一交易是否伤害他人重要。 即使在美国社会风气最为多元宽容的加利福尼亚州，以多数民众感觉厌恶为理由禁掉一个对他人无害的交易也不罕见。和很多欧美人士一样，很多加州居民认为吃马肉非常令人反胃，非但自己不吃，别人也不应该吃。于是马肉的禁售令就这样以一个全民公投的程序成为了法律，投“赞成禁止”的选民足足占到百分之六十。好在美国的法律环境对个人自由还是有一定的尊重，这个法令没有去规定个人不得吃马肉。如果一个人吃马肉的倾向实在太强烈，那么他或她自己低调买马来屠宰烹饪还是没问题的。 不少人指责这种公投是“侵犯自由”“多数暴政”，那百分之六十的加州选民凭什么剥夺少数加州居民自由消费马肉的快乐？这种指责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那种能让绝大多数人感觉极不舒服的交易在现实中就是很难合法公开存在下去的。如果说马肉交易是一个比较模棱两可的话题，那么人肉交易总该没有多少人会赞成合法化了。假如那些有食人肉念头的人公开高价求购人肉，而卖肉者也都是自愿从自己身上割，莫非人肉交易就可以合法化？可见“令人反胃”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禁止交易的理由，不仅仅是个别立法者侵犯他人权利的借口。是否会被禁止，取决于这项交易恶心人的程度和被恶心到的人有多大立法影响力。 在公共政策领域有比较大争议的“恶心市场”，大概就要算器官交易了。在慢性肾病遍及全球的今天，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漫长的等肾过程中死去，而同时绝大多数国家却禁止这些和死神搏斗的人跑去卖肾者进行钱与肾的交易。人只要有一个肾就可以活，这就是各国允许亲属捐献肾脏的原因。然而政府允许一个人用自己的肾脏满足自己对亲情的需求，却不允许一个人用自己的肾脏满足自己对财富的需求，哪怕这个人可能是用卖肾的钱来给家人做救命手术。如此两厢情愿、使濒死者得救而贫者得救济的交易，为什么政府就一定要禁止？答案还是在“这太恶心”：“连器官都能卖，还有什么不能卖的？”“卖肾也合法？下一步就是要买卖人了”“穷人连自己的器官都保不住了吗”诸如此类的看法尽管在事实上造成了无数人在等待捐献的过程中死去，却在多数国家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立法基础，因为器官交易的禁令杀人是隐性的，不恶心，买肾救命却是显性的，很恶心。 对于穷国穷地区来说，器官交易合法化还有一个集体荣誉感的问题。如果一个贫穷的地方开放器官交易合法化，鉴于这项交易在绝大多数地方都不合法，此地可能会突然面临大量外来病人涌入求购肾脏的现象，这个地方将就此获得“器官出口大户”的名声。不管是专制体系下的独裁者，还是民主体系下的一般选民，对立法有影响力的人显然都不会喜欢这个名声，那么合法化也就很难坚持下去。伊朗是全球唯一器官交易合法的国家，但我想如果伊朗和发达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发达国家病人到德黑兰买器官变得容易，那么伊朗未必能坚持得住这个独一份的合法化。 随着糖尿病发病率在全球的不断上升，只要猪肾移植等替代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人类肾脏捐献的供给缺口就只会越来越严重。也许，当死于漫长等待的肾病患者多到了某个惊人的数值，人们会从“这太恶心”的本能反应中醒悟过来，反省这种本能反应对病人的可怕后果，然后开始认真思考器官捐献者的物质补偿问题。毕竟，那种反胃的感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生理反应，但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理性思考能力，却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在教育水平高度发达的新加坡，正在改进中的器官捐献补偿机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就是理性慢慢浮现的证明。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