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创业成功只是万分之一的概率(3)

你若不能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并在性能价格比合适的情况下卖出去的话， 那是没用的。当年我在计算所做电脑，多少技术人员凑出一台电脑来，但成本极高，其实那是没有用的。
　　我一定会去坐一坐我们国家的大飞机。我觉得大飞机的下线是一个好的开头，希望我们国家产学研联合起来以后，能把高科技创新和业务模式的创新组合到一起，真的变成生产力，变成产品，这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再针对一些关键的元器件，力求一项一项攻克下来。
　　谈到创新，华为做得也非常好。在刚结束的“读懂中国”论坛上，张高丽副总理提到了两家企业，一家是联想，一家是华为。您怎么评价华为和任正非先生？
　　柳传志：特别谢谢张副总理。我非常尊敬老任，我们同岁，又一起在部队里工作过，后来办的企业又都是属于高科技企业，有共同的经历。我觉得华为做得非常出色。另外老任这个人也非常正直。
　　您专门写了《读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有感》，谈到文革时期的艰难。您从未因坎坷而抱怨，反而做出大成就回馈国家，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柳传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对民族、对国家有一种很深的感情，想多做一些事情。任总大概也一样，他也有这种感慨。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可能我的父兄、师长这样有才华的很多人，都会被埋没了。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么一个时代，就应尽其所有去努力工作，我觉得没有更多可选择的路。
　　今 天年轻人的眼界更开阔，知识也相对来说很碎片化，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有所选择。但当年咱们就是一匹马戴眼罩，按照前面的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在我的那 些从文革时期过来的朋友和同学中，有的分到三线艰苦地区，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家庭长期两地分居，这样的例子很多，但大家抱怨的不是特别多，而感到 幸运，认为“我还正赶上这时候，还能做一番事”的人更多一些。
　　我也遇见过个别抱怨的，十几年前在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个朋友年龄比我小十几 岁，改革开放以后到国外念书，后来回来办个企业，他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比如他说“干吗老提改革开放要感谢什么”，他认为这个“完全没必要，这都是 最正常的，不这样就不正常”。当时在会上我和他就发生了辩论，在场的几个人观点都跟我一样。
　　以前一直讲阶级斗争，到后来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到今天想想我还觉得震撼。以前我们上班坐在那，每天的政治学习 是最正经的事，其他的工作反而是不重要的事。后来，大家开始专心专意发展经济。我曾说过一个例子，1978年、1979年那会儿吧，有一次我在《人民日 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一篇讲养牛的文章，把我吓了一跳，觉得这个世道真的是要变了，因为在以前，《人民日报》怎么可能登这种文章呢？
　　我们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所进行过的那些辩论，中国确实有一个往哪条路走的问题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