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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本身登山的缘故，加上北大“山鹰社”在登山圈很有地位，再加上当年五名队员遇难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所以，2002年“山鹰社”队员登希夏邦马峰遇难的新闻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我在德国，看到网上有很多负面评价，说这么优秀的大学生，真可惜。不理解是主流。我记得当时我在德国发了个帖子叫《北大“山鹰社”精神永存》，我是从积极的角度看的，你要参与有风险的活动就要玩得起，我觉得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形成内敛、不敢冒险的传统。所以，敢于冒险的北大“山鹰社”所体现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缺乏的，意义非常大。我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事情的，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否则你说刘炎林建那个纪念碑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在希夏邦马峰的每一天早上，我都要去那个碑前看看。 第三天去的时候，我和每一次去一样凝视他们的遗像，结果发现看了半天，很难看清楚。那天的阳光太强烈了，我突然发现，我看到的不是他们的头像，看到的是我自己的脸，因为那个打磨得非常光滑的不锈钢，就像一面镜子，我的脸倒映在上面。此情此景，引发我很多反思。 他们这样死掉值得不值得?我们现在讲“80后”，五个遇难队员，除了一个是1979年的，其他都是“80后”。我看着“镜”中倒映的自己，问自己：“他们值得不值得?你值得不值得?你如果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死了，你后悔不后悔?”这些问题跃上我的心头，我突然发现，原来登山的真正意义便在于此。值得不值得，在我心中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和我们一起登山的11个队员中，有一位大科学家是搞人类基因学的，名叫汪建。而且，他带着他的博士生一起登山。他喜欢登山，把登山跟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一般的科考都是针对气候、高山、地质，但他是针对人在高海拔地区缺氧情况下的适应性，以此作为一个博士论文的课题。一路上，我们都成了他的“大白鼠”，从拉萨一直到前进营地到登顶回来，我们被抽三次血。他将从DNA的角度，对人类高山适应性的变化做一个研究。 实际上，这几年我对生命的认识，和认识汪建有关。他是搞人类基因学的，从分子生物学的层面来研究人。和他认识是在2003年，登珠峰之前。我们在京郊训练的时候他也来了，他们是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他们出名是因为参加了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承担了整个研究的1%，他们承担了1%中的60%，而且是民间先主动参与的。民间介入之后，中科院才介入。汪建比我小四岁，基本和我属于同龄人，都生于20世纪50年代。这个年纪的人，最后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成就的很少，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把学习耽误了。我们是同龄人，比较容易沟通。 他们真正出名是在“非典”期间，那时候我在珠峰。现在回过头来看，“非典”期间全国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珠峰，因为海拔太高病毒上不去。所以，在上面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跟“非典”病毒扯不上关系。但由于那时候情况特殊，我们鼓舞了士气，成了“战胜”“非典”的一面旗帜。中央电视台4月开始转播，4月是闹“非典”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于5月20日登顶珠峰，无形中，我们成了“战胜”“非典”的“英雄”。 但实际上，真正立功的是汪建。他们在“非典”期间坚持做基因测试，但他们得不到病原体。他那时候甚至策划要去“盗尸”、采样，来破解这个新出来的病毒。当然，最后他没有成行，他通过渠道取到了病原体，然后用了不到36个小时就破解了病毒。但是很可惜的是，在两三天之前，加拿大科学家就公布他们已经破解了“非典”的基因序列。 本文节选自《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王石口述，时代纪录整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