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硕士，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法博士，并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研究。在一些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实习后，于1991 年加入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并于1997 年成为该所。于1998 年回到北京作为负责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的工作。 此外，还出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法国对外贸易顾问，招商独立董事，世界女性经济与社会论坛的亚洲副主席，北京国际音乐节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CHINA HERAGE SOCIETY"主席。 记妈妈二、三事 阎兰 妈妈学意大利语 妈妈出生在一个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外公20 世纪20 年代在清华毕业，考上庚子赔款的奖学金留学美国，就读麻省理工医学院。20世纪20 年代末回国，在东北大学任教。里是江苏嘉定大户。据外婆讲她的祖上是《爱莲说》的作者，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人。在同代人中，顾维钧是她的姑父。外婆的父亲是留学日本同盟会的会员。学西医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医院做医生。从小外公就送妈妈到天津教会学校读书，在家里讲英文。后来，刚一解放她就考进清华，两院并校后又到北大法语系学习，毕业于北大法语系。她大学时主攻法语，毕业后自然做了法语翻译。但是，她给我讲了一个：她如何自学意大利语，成为意大利语翻译。 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没有意大利语翻译。意大利客人来，只能由法语翻译陪同。虽然这两国文字很相像，但并不能相通。这样，高级外宾来到中国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时语言成了问题。1957年，所在单位的领导问他们几个翻译，谁愿意转成意大利语翻译。我妈妈首先表示她小时候学过拉丁文，有一些底子，于是就开始自学意大利语。 她先托人从香港买回一本用英文教意大利语的小册子，总共只有18 课。后来她又到琉璃厂书店淘了本意大利文字典，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本外国传教士编的书。这本书可能是清朝末年的，中文用的还是古文，她看起来还很吃力。后来，来了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妈妈做他的法语翻译。但他的法语不太好，他看到妈妈在自学意大利语，有时就故意讲意大利语，妈妈就勉强翻译出来。之后妈妈又和他的夫人学习意大利语，学了两年。她一方面死背语法，另一方面从意大利订了大量的报纸杂志，背上面的单词和句子。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必须背熟20 个新单词。走路背，上洗手间背，一有空就背。后来她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每个单词重复100 遍之后，基本就背牢了。就像榔头敲钉子，敲牢了就不容易忘记了。单词是砖头，首先要积累尽量多的砖头才能盖房子。文法是盖房子的技术，学好了技术就不愁盖不好房子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妈妈自学成材，成了20 世纪50 年代一名中央领导的意大利语翻译，为 *** 、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做过翻译。 妈妈常说她的意大利语不是全国最好的，但她却是新中国第一个意大利语翻译。妈妈在我选择学外语之后，也时常给我讲这个故事，主要是鼓励我要掌握学习方法以及保持努力刻苦的学习态度。 我记忆犹新的是每当我取得很好的成绩，在班里或年级里考了第一，骄傲地给妈妈炫耀时，妈妈总是说："咳，这不算什么。不要死读书。"妈妈的知识还非常渊博，古今中外、艺术、历史和天文地理无不通晓，而且过目不忘。所以，虽然我努力拼命追赶，但是始终都自愧不如。 记得她说在20 世纪80 年代一次陪邮电部高级代表团访问欧洲。在欧洲一家博物馆里，她甚至比当地的陪同对艺术品的历史和圣经的故事还熟悉。妈妈补充讲解的圣经故事使得当地的陪同说到："没想到，红色中国大革命后出来的代表团里还有具有这么高的文学、艺术知识和修养的人。"在我的学习上，最感谢妈妈的还是她对我在瑞士完成博士论文时的鞭策。我先在瑞士读了三年博士课程，考过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又有机会到美国学习、工作。之后又在瑞士、法国不同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和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实习。工作之后，我写博士论文的进度自然而然就放慢了很多。每次我与妈妈通电话或者写信时，她首先问起的就是博士论文写到哪儿了。我说我现在开始工作了，博士论文先放一放。有一次，她严厉地批评了我，我说，这个读博士的机会来之不易，做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就要善始善终，一定要坚持下去，才能很好地完成自己在学习上和事业上制订的目标。后来，在妈妈不断地催促下，我决心暂停在巴黎的工作，请了三个月假，重返日内瓦，在学校图书馆里关了三个月，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取得了很好的论文答辩成绩。我非常感激妈妈对我的鞭策和不断的鼓励，于是我在博士论文的扉页写上了"献给我的母亲".因为这也是妈妈的心血和功劳。 "文革"十年中坚强的妈妈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像是一场噩梦。"文革"开始不久，全家就遭遇了浩劫。那时候，我刚刚九岁，就亲眼目睹爷爷被红卫兵抓走，半年后就惨死在秦城监狱中；爸爸也在秦城监狱中被关了七年半。家里的姨妈、伯伯都抓的抓，关的关。妈妈因为被视为双料反革命家属而被机关隔离审查了一年多，然后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 记得妈妈"文革"后和我说过，她一直很坚强，但哭过一次，就是她被关在机关里审查的那次。有一天，她的同事兼看守对她说："你女儿来取钱了。"妈妈问她能否见我一面，但她的要求被青年时代的母亲拒绝了。于是她就躲到厕所里大哭了一场。我从小到大很少见妈妈哭过，她的性格要强、坚强。但为人之母后，我才从心里领会她当时极度的思念、伤心和绝望的心境。当时爸爸被抓后生死未卜，我是她唯一的亲生骨肉，近在咫尺却又被拒之。"文革"中有多少家庭被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骨肉分离之痛乃大痛。 在她被隔离期间一共回来了两次。一次是中办要抄家，妈妈回来陪着，也叫我去，可能是想见见我。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也学会了坚强，当着来抄家的人的面绝不会哭。见了妈妈觉得她多了几分苍白。第二次是机关决定把她们这帮"反革命"及需要改造的分子送到"干校"去学习改造。 干校五年里我和妈妈相依为命，我更了解妈妈、更爱妈妈也更钦佩妈妈了。 我是1969 年冬天到河南沈丘与从东北干校迁移过来的妈妈重聚的。记得当时干校的"下放干部"们绝大部分都是有"问题" 的，按军事编制连、排、班被分散在不同的村里。妈妈是在三连，所在的村子里有果园，也有一个砖窑。她那个连住在村外面，在果园旁盖了一排简易平房，分男、女宿舍。妈妈的房间中有两排大通铺，一排至少睡七、八个人，都是妈妈原来中联部的同事。在妈妈的铺旁边住的就是徐和阿姨（伍修权的夫人）。在我印象中妈妈和徐和是她们这间宿舍里的重点监管、批斗对象。记得后来妈妈提起那时的情景时说过，一天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还要开会，她常常是被批判的对象。她们要她不断地作检讨，反省丈夫的反革命罪行，要与他划清界限。可想当时她的身心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但她总不承认错误。 我和其他干校子弟一样住在县城的一个地主大院里，"辅导学校"吃、住在那里，有干校的一些干部当老师，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排队到县城的小学、中学去上学。我觉得自己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当时在北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另眼相待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而且学生都"闹革命"去了，都不上课了，但是似乎革命的风暴没有席卷到中国贫穷的农村。当时沈丘的确很穷，没水，没电。我在农村上学，拼命读书，晚上复习功课时都是点煤油灯"挑灯夜战"，作完功课和同屋的同学们面面而视，放声大笑，一个个都是黑鼻子，因为煤油灯把我们的鼻孔都熏黑了。 我们在沈丘一中上学，虽然城里闹翻了天，但这里仍是师道尊严，尊崇学术。老师们也都是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学水平很高。农村的孩子们都很努力，都知道能到县里上学已属不易了。所以我们真是"塞翁失马"了。我在班里学得不错，总是年级头几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以前不敢抬头作人的自卑感，也逐渐消失了，自信心也有了。我们"辅导学校"的孩子们一周可以回到自己父母那里看他们一次。周六走，周日回。妈妈的连队离县城有十几里路，我常常走回去，有时运气好也能和同学们一起搭上个马车，或运输大卡车。 到妈妈那儿，就在她的大通铺上挤上一个地方，睡在她身旁。但她们大人都没有周末，记得我亲眼看妈妈和一帮青壮年男人们一起拖胚、烧砖。在砖窑工作的一队人里，她好像是唯一的女性。但她一点儿也不示弱，和男人们一样光着脚，把裤腿卷很高，站成一圈一起用脚来搅拌泥土，然后放在模具中搬到窑里，点上火烧几天几夜。即使她累得浑身疼痛也咬牙硬撑着，从来不喊一声累。我的确觉得妈妈很坚强。当年和她一起劳动、吃苦，一起受批判的重点"坏分子"还有后来成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即便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妈妈也始终保持一种信念，她常常和我说："要相信党，爸爸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一旦放假，她就骑车带上我到周围的县城或古迹转一转。我坐在她的后座上，听她给我讲三国、水浒里面的故事，有时还教我背背古诗。那个年代，在学校里这些都是不讲、不念的。我始终很感激妈妈给我的这些教育。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阳光的田野里骑着车，我听着妈妈讲故事。这在当时算是太超现实了，也是我们母女俩逃避现实的好办法。 在干校的前一、两年妈妈受到的政治压力很大。我因为营养不良一到天黑眼睛就看不见，妈妈说也许是得了夜盲症，找了一个周末带我到县城里，找了一个小饭铺，要了一碗鸡汤让我喝。不巧被同干校的人见到，回去后又开会批判她，说她仍有资产阶级思想，要吃好的。她为女儿还要受此等的冤枉。妈妈反驳说："你要是不去吃，怎么知道我去了呢？"但在那个时代人的本性都被扭曲了。 妈妈对我的爱是时时可感受到的。在干校过了两、三年后，特别是林彪死后，干校的政治气氛有很大的放松。妈妈也被调到炊事班，那是大家公认的"好差".的确，妈妈因此学得不少做菜的好手艺。周日回去看她，她常常给我带上一小缸她做的牛肉松，那是她舍不得吃专门给我留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不知为何没有赶上和其他同学一起回校，天已晚而且还下着雨，妈妈决定送我返校。我们母女俩一脚深、一脚浅地在雨中泥泞的路上走了十几里，终于妈妈把我送到了辅导学校。我进了校门，心里很不放心妈妈，但妈妈说没事，转身一个人又冒雨往村里返。我望着妈妈的背影，心里很害怕，回到宿舍后一夜都没睡，生怕妈妈出什么事，当时心想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那夜担忧和害怕的心情至今仍能感受，在我年少的心灵里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还有一件事妈妈常挂在嘴边。那是在农村时有一次我发烧很严重，到医院一看是得了中毒性痢疾，她陪我住院。妈妈那次非常担心，守了我一夜，怕我活不下来，但我还是慢慢好起来了。她从村里借了一个自行车来医院看我，结果自行车又被人偷了。当时妈妈情绪很低落，她对我说："真是祸不单行！万一妈妈有什么事，你就回北京找中办。因为那是你爸爸的单位，他们要负责你的生活。"我听后心里非常害怕，一个劲儿地安慰妈妈说："一定不会再有别的事了。"我特怕妈妈想不开寻了短见，但妈妈后来告诉我她从来没有过这类的念头。 现在想想，妈妈那时多难呀。爸爸那边杳无音信，她又是"双料反革命"家属，自己不能回北京工作，也许要在农村呆一辈子，女儿尚小，一切都是未知数，前途未卜。尽管这样，她还是那么坚强，像她那一代人一样，有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她。同时，她还会尽力保护我不受更多的伤害。 今天，"文革"结束已经30 年了，但这场十年浩劫中妈妈所承受的苦所经历的难是无法言表的。特别是我们母女在河南农村相依为命的岁月，我的的确确了解了妈妈，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的坚定信念及乐观精神是我一生的榜样。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