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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谎符合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是为利益计算的，如果说谎人愿意为说谎承担责任和付出代价，说谎行为就是符合理性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如果有人无条件坚持诚实而其他人都在从说谎中获利，诚实就变成生存和竞争中的不利条件，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然而我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了反驳。 首先，在不推翻理性人模型的前提下说谎仍然不是一个好的商业选择。在绝大多数行业中的博弈关系是反复博弈而不是单次博弈，这会使计算说谎结果时不仅要考虑到当下还要考虑长远。周鸿祎在3721时代耍的小计俩到今天都被人记住并时时翻出老底，大概这就叫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其次，说谎的危害性恐怕比一些人乐观的预期要糟很多。很少有人能只说一次谎，这不单是说谎是否会和吸毒一样产生生理依赖性的问题，而是说一次谎往往需要不断说新的谎言来掩盖之前说过谎，如此循环反复。 撒谎造成的负外部效应也比一般预估更加严重。尽管互联网有自滤功能，但当社会负担太多虚假信息以致对每一句话都要启动过滤机制，验证成本将高到全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信息有效流通也会遭遇致命崩溃。 再次，法律并不是约束说谎的基本工具，限制我们说谎的根本原因是道德。当对道德的破坏可能触及社会底限时，道德就会和法律融合在一起。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体系的基石和帝王条款，法国谚语曰欺诈毁灭一切，即是从另一面说明诚信的极端重要性。即使以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计算说谎的“效率”，也应该把说谎对商业秩序甚至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全部计算在内，而不应该仅仅计算说谎对一次交易或一次事件的影响。诚实信用不仅在原则上影响法律的适用，也是缔约过失等具体制度和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从不同方面防止谎言成为规则。 我们应该承认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很多教科书式的道德典范其实都是不完美的，也许确实人无完人。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华盛顿即使作为政治家也绝不说谎，看到苏格拉底临死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要朋友代还借邻居的一只鸡。 认为中国文化对说谎宽容并不符合事实。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很可能不是指虚伪小人，因为孔子认为这种小人也算儒家所推崇的“士”，比之孔子当代的执政者高明太多（原话：子贡问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从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等众多言论来看，孔子是将守信放到非常高的地位。 孟子的话也很有意思，在“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后还有惟义所在的附加条件，完整的句子是“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意思是说义比信更重要，为了守义可以放弃信，也只有为了义才可以放弃信。请注意孟子可是说“大人”才为守义而放弃守信。想到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也有一句著名台词是“犯小小的错误，积大大的功德”。莎翁和孟子的想法应该非常相似，人是不应该犯错误的，但为了比错误重要的多功德/义，就要学会为了更高的原则而取舍。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