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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印象中的发明家，就是爱迪生那样的，不仅想象力丰富，动手能力还挺强，为了制造亮度适中的灯泡，他一种一种材料去尝试，试验成功以后，就自己找合作伙伴，自己办发电厂，还花了大半辈子，跟那些抄袭自己发明创造的人打官司。 但今天可不是这样了。我们知道最具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奥地利美女Hedy Lamarr。她先是世界上第一个全裸出境的艳星，随后她又与作曲家George Antheil共同发明了今天普遍运用在移动设备上的CDMA、WIFI和蓝牙的核心技术。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办法把技术转化为实用，她就只能选择继续做艳星。美丽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有智慧的女人却各不相同。世界上少了一位居里夫人，多了一位玛丽莲·梦露。 事实上，躺在美国专利局里的专利，数以百万计，而真正能转化为实用的，不到几个百分点。这说明商业转化才是困难中的大头。而现实中的分成比例，也恰恰印证了商业转化的重要性。在用专利制成的产品中，专利发明人的分成占比，一般也只是几个百分点，剩下的贡献都归下游。在整个科技创新的领域，发明家包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企业家必须发挥极大的转化作用。 对创新的另外一种误解，是认为发明创造都是随机出现的，事前不可预测，全凭科学家家和发明家的兴趣。创见和发明，顾名思义，就是不可预测的。每当科学家被问到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时，他们都说是因为好奇和兴趣。科学家的好奇和兴趣，就应该是自发的、不可预测的、在任何领域都以同样的机会出现的、以及不可操控的，而科学家不该为五斗米折腰。 现实也不是这样。一只经过特殊处理的供实验室专用的白鼠（如用于糖尿病、肥胖症和老年痴呆症的白鼠）价格约为3500美元。有些实验室一年养老鼠的成本就可以高达几十万美元，而一所由一名教授和6-7名学生组成的普通实验室，没有60-70万美元是撑不了一年的。科学家当然是出于好奇和兴趣才从事科研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选择不受成本的约束和金钱的牵引。恰恰相反，今天任何像样的科研活动，都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是经过精心筛选和受到严格监控的过程。兴趣主导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现在是市场和资本指导的时代。 美国今天的创新产业，是由两个互动环节构成的。一方面，是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具备了自发的强烈动力，把发明创造推向商业应用，而不是让它沉睡在专利局里。这种内在动力的主因之一，是在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在此以前，在联邦政府资助下产生专利，都是归联邦政府所有的。只有大企业，看准了目标以后，才能花大价钱购买和转化这些专利。在拜杜法案之后，科研机构可以拥有这些专利的商业开发权，即商业使用权，而购买这些专利的企业，可以按实现的收益分期付款。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