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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会被司机质疑身份，这时候我就会找同行的民警过来，他们有警官证。尽管这样的情况不多，但每次遇到，都让人很不舒服。”李军说。 这些冲在一线且没有身份认同感的“临时工”，有时候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性”。 近几年，因在行政执法时的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临时工”曾多次引爆舆论。 2013年5月，陕西省延安市发生“城管跳脚踩商户头部”事件，延安市城管局回应称，打人的是临时聘用人员，没有正式编制。 2014年4月，浙江省苍南县5名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将一名拍照的路人打伤，随后引发群众围堵城管执法车辆，事后有关部门称，这5人并非正式城管队员，而是城管临时叫来协助搬运占道石块等物品的。 2016年5月，贵州省凯里市一名身着“行政执法”字样背心的男子用塑料凳砸女水果商贩头部，在将其打倒在地后持续殴打。事后凯里市公安局称，涉嫌打人者为十字街道办事处聘用人员。 …… 屡屡被曝光的负面新闻，也让一些地方和部门意识到，“临时工”的使用必须有所规范和约束。 记者发现，近几年，已有多地对“执法临时工”进行了专项清理。 2015年，辽宁省开展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执法专项检查，对全省行政执法主体进行清理，再次明确执法资格，清退不合法的“执法临时工”“合同工”。 2016年12月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制办发布消息称，全区行政执法人员专项清理行动中，两万多人被清出执法队伍，行政执法人员不再有“临时工”。 自2016年3月15日至今年1月，山东省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了专项清理，共清理不符合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万多人。同时明确，凡未经审核确认的行政执法人员，一律不得从事行政执法活动。 与专项清理行动相比，《河南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因为将取消“临时工”行政执法权纳入法治轨道，而备受舆论关注。 立法明确“临时工”法律地位 在专家看来，河南省取消“临时工”行政执法权的做法，是对现行法律的进一步明确——“临时工”没有执法权。 “执行国家法律的人员没有‘临时工’,换句话说，‘临时工’没有法律地位、没有执法权。”王磊指出。 在黄锫看来，“临时工”虽然能解决执法资源与执法任务不匹配的问题，但也因为没有执法权而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此，对于“临时工”的管理，也不能“一刀切”。 “‘一刀切’禁止‘临时工’参与任何执法活动，会与执法实际冲突，最终可能变成阳奉阴违的一纸空文。应仔细研究执法过程，禁止‘临时工’参与直接影响社会主体权益的执法活动，如处罚、强制等。但是对于其他对权益没有直接重大影响的执法活动，如巡查发现违法行为、贴处罚告知书等，可以聘用‘临时工’,但应建立相应的制度，由正式执法人员对其严格监管，一旦出现违法执法，应承担相应责任。”黄锫建议。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春燕指出，“临时工”之所以屡屡进入公众视野，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执法资源不足，使得行政执法单位不得不使用“临时工”；所属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怕承担法律责任，提前想好退路。 李春燕认为，对于“临时工”的管理，也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科学确定执法人员的编制数量；另一方面，加强教育，使执法人员明确，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只有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行政违法，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消除他们的顾虑。 “此外，必须重申，‘临时工’执法，所属行政机关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李春燕强调。 专家指出，制度的建立与健全，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 政府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多而不精；政府组织机构内部管理人员占用编制多，一线、基层执法人员占用编制少；编制管理计划性强，对执法一线的编制需求远远无法满足；有编制人员的懒政、推诿……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讲师李文海认为，“临时工”执法背后的问题，实则是行政组织法、组织机构改革、执法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 “立法杜绝‘临时工’,必须同时完善组织法、深化组织机构改革、执法体制改革，完善社会治理结构，明确真正需要由政府规制的行政任务，精简非执法和服务的机构人员，充实一线、基层执法人员，严格执法责任，强化执法能力。”李文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