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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1年，富勒升任.org的总监，负责管理每年1亿美元的拨款预算。在她的督导下，Google.org专注于寻找能够实现其社会使命的最佳合作伙伴。单干不能成事，谷歌想要与能发挥其科技专长的组织合作。 在与政府和合作过后，富勒称，自己完全被在控制风险和利用数据的同时参与更雄心勃勃的项目的想法迷住了。她说：“这种方法有据可查。既有全局视图，又在非营利和基金会世界中有增量思考。基金会的世界是如此专注，他们想的都是：‘今天我们喂饱了X个人，明天我们能喂饱X+1个吗？’而不是问：‘我们该怎么找到需要帮助的X个人？’”
谷歌是怎么给予的 今天，Google.org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给出金钱。直接资助特定非营利组织。谷歌地区办事处的区域性“影响力挑战”，让该公司成为了特定地区的好邻居。“全球影响力挑战”则关注特定的全球性问题，从机器人教育和计算机科学教育的多样性，到无家可归和青年人失业问题。今年，Google.org的全球挑战关注点，在残障人士身上。 富勒称，这种分层次的慈善形式，让谷歌拥有了挑选符合谷歌核心价值观的非营利组织进行资助的自由，同时又能最小化可能纠缠传统经费申请流程的无意识偏见。直接资助方式让.org的高管可以扶植传统非营利组织世界之外的新奇想法，而区域性方法则可以支持那些与科技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非营利组织。 比如说，.org投资了GiveDirectly，也就是富勒称之为关注数据的非营利组织典型案例的捐赠服务。它使用手机将资金转账给非洲的贫困人口，免除了政府官僚体系的经手费。这个创意基于2013年在肯尼亚乡下进行的一项调查，该项调查监测了收入开销流向，以及捐助确实改善了当地人民生活的事实。GiveDirectly是由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发起的，也就是代表了谷歌圈子里神通广大的，科技友好的社会企业家的那帮人。 同时，.org还积极支持那些拥有强大社区支持的非营利组织。例如，上个月，它就承诺捐赠300万美元，给湾区致力于消除教育领域种族偏见的组织。 富勒强调，Google.org提供的不仅仅是金钱。“我们努力连人带钱一起提供。”她说。为了帮助非营利组织达成他们的目标，Google.org可以联系谷歌那巨大的工程师人才库和其他极其有才的雇员。 透明度和责任感 但是，硅谷“快速前进，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与慈善事业能兼容吗？“慈善事业与软件开发不同，我们需要小心谨慎。我们谈论的是人们的生命，其中一些甚至已命悬一线。因此，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快速前进和打破常规，而是启动和迭代。” 但，这毕竟还是硅谷，Google.org也毕竟还隶属于谷歌。当被问及.org的失败时，富勒并没有给出什么迷人的故事。她说：“我向谷歌当时的首席财务官帕特里克·皮切特（Patrick Pichette）汇报，告诉他：如果执行Google.org的计划，我们10%的项目都肯定会失败。他看着我说：‘你的风险指数应该再定高一倍。’” 不过，如果Google.org采用硅谷对待数据和标准的态度，那它就不再是个开源组织了。一些批评家说，这可真不像谷歌。“谷歌最为人道的，就是通过细粒度的分析，让你在后台得到惊人的数据。”斯坦福慈善和公民社会中心联合总监罗伯·赖希（Rob Reich）说，“如果他们试图树立大众使命感，拥有作为学习型组织的社会影响力，那为什么要将这些知识限制在谷歌内部呢？” 而且，这也对Google.org和其他大型科技慈善事业提出了责任感问题。“我可不想让盖茨基金会离场。”赖希说。比尔·盖茨在很多重要的全球性会议上可是被当做一国元首看待的——虽然，与公选出来的官员不同，他可没有什么必须对公众承担的责任。 Google.org的情况与之类似。该公司从良好的中受益，同时将资金重定向到其选定的慈善投资中，当这些投资被征税，税款将进入政府项目，至少理论上而言，挺民主的。科技慈善应仔细审查，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倾向于崇拜这些科技巨头。“这些年，我们最著名的公众人物，就是那些世界商业巨头。” 谷歌每年只向政府提交一份谷歌基金会的详细财务信息，其中只包括了Google.org捐赠的所有善款的一部分。很难将谷歌的方式与其他慈善事业的努力加以比较，部分是因为缺乏可比性材料，也可能是因为慈善界或许会在批判一家有能力提供未来捐赠的公司上有所踟蹰。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几家主要科技公司手中，谷歌的捐赠方式肯定会对慈善运作方式和受益人范围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世界上更多的地方，将被慈善改变——以谷歌的方式。（翻译：nana，编辑：picar）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