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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结构的重组。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几乎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都会伴随着一场以“剧烈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革命，孕育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竞争已经开始了，我们正处于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前夜。 二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带来的世界力量对比新格局。 以研究大国崛起而知名的印度裔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出版的《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一书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所谓的“第三次权力转移”，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和众多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他者”迅速崛起，一个“后美国世界”的新国际体系呼之欲出，它必将重新规划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蓝图。其实，这一观点并不新颖，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的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发表《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报告，从经济表现和人口意义上来赞誉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非凡发展表现，并很快意识到金砖机制对全球发展的意义，在2003年发布的《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通向2050年之路》的报告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金砖四国”后来居上并将引领全球的蓝图。 三是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性动荡带来的欧亚战略通道调整。 2011年以来，西亚北非地区爆发“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沙特甚至可能是整个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都笼罩在持续动荡的阴影之下。西亚北非剧变表明，面对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政治结构落后的阿拉伯世界将会持续动荡，使得被国际结构高压制约下的传统复杂社会矛盾泛滥起来，语系矛盾、部族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以及国际矛盾交织在一起，中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火药桶。 因此，能否通过高速铁路网建设，重建欧亚经济体的畅通联系，并依托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重新稳定中国能源供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机遇。 四是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带来的亚太地区秩序调整。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加快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奥巴马在出访期间，多次自称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行情 股吧 买卖点）总统”，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高调宣布“重返亚太”、“重返东南亚”，提出运用“巧实力外交”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角色，持续增加在亚太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投入“，实施”前沿部署外交。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成为影响中国战略安全和外交环境的最重要外部因素。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中国战略力量上升，两股力量在亚太地区交会交融交锋的几率急剧上升。如何管控好可以预测和难以预测的中美分歧，预防大国冲突升级，增进战略互信，缔造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亚太地区秩序，成为决定新时期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编辑 马松艳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