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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挪到一线大城市，1000元的定额标准就显得杯水车薪了，一线城市过高的房价对年轻工薪阶层的消费挤压是非常明显的，正常情况下的房贷额度都是数百万，1000元的房贷利息扣除额度，如果转换为实际的个税收益，每月仅百元。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住房租金扣除额度，即使是现有最高档的1200元／月，也不足以支付一线城市一间卧室的租金。 专项附加扣除要以限额扣除为主，辅之以定额扣除。即能够提供凭证的，采取限额扣除，例如住房支出、子女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无法提供凭证的采用定额扣除，例如赡养老人支出。即使是采用限额扣除，也不会大幅度增加工作难度，现有的定额扣除，同样要求提供相应的凭证。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地区差异，一些明显具有地区差异的支出类型，例如住房支出（贷款利息或租金），要与当地的实际价格挂钩，国家统计局长期收集的住房价格数据可以为这种挂钩提供依据。即使考虑到这种动态调整的复杂性，至少也应该将全国进行地区分档，拉大档次之间的差距。 第二是忽略了将税收上的家庭与实际社会中的家庭对应，未能实现专项附加扣除在夫妻之间的完美传递。征求意见稿对当年使用不了的专项附加扣除，不允许结转到以后年度使用，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个人在时间维度的收支波动，但是同样的规定用于夫妻之间的横向传递，就显得不合适了。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次改革在家庭层面做了积极的突破，但是现有的家庭还主要局限在血缘关系。例如父母与子女，抚养和赡养都是按照血缘关系进行界定的。但在实际中，这些关系往往比血缘范围更大，例如夫妻中的丈夫有收入，妻子没有收入，又是独生女，此时妻子父母的赡养责任，名义上是妻子承担的，实际上是家庭中的丈夫承担的。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规定，这种情况下的赡养费用只能用于妻子扣除，如果妻子的扣除额度使用不完，既不能结转到以后年度，也不能让渡给丈夫使用。很明显，这种情况下的家庭承担了赡养义务，却无法使用赡养支出的税前扣除。 因此，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个使用原则，就是夫妻之间的完美传递。六大类专项附加扣除中，子女教育和住房贷款利息是可以完美传递的，其余均不可以。需要做出调整的是，大病医疗、赡养老人、继续教育支出、住房租金支出都要给予家庭内部足够的选择权，让夫妻双方自由选择分配额度。 四、可能形成的新矛盾 任何一次税收制度改革都会产生新的收入分配效应，也就是有的人、有的地方从改革中获益较多，有的人获益较少，甚至还有些人在税改中利益受损了。这些情况无法彻底避免，但是也要在事先做好足够的预判，在政策层面尽可能进行规避。 本次个税改革可能制造的第一个矛盾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和成本划分。 中国的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是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分成的，中央财政占其中的60％。此次个税改革的一个亮点是跨地区征管，但不可避免牵涉到地区之间的协调问题。特别是在年终汇算清缴时，那些需要补税的人，其增加的税收收入如何在不同地区之间分成。 当然，更为棘手的是退税的负担，中央财政拿了所得税的60％，承担60％的退税负担，这是非常明确的，但剩余的40％到底应该是哪个地方来承担？例如某个人在三个地方取得了收入，三地均代扣代缴了相应的个税，年终如果需要对此人进行退税，这个退税责任如何在这三个地方进行分担？如果完全回溯到每笔个税收入，则异常复杂；如果按照工资薪金所在地，则会对这些地方造成一定的财政负担。这种情况的处理方案，可以借鉴出口退税，中央财政要承担远远超过60％的退税责任。 还有就是可能引发租户和房东之间的矛盾。住房租金支出作为六大类专项附加扣除之一，要求纳税人提供住房租赁合同，作为扣除租金的重要凭证。如果租赁方是企业，这种矛盾不会特别突出，即使是没有承租人的租金扣除规定，租赁企业也是需要将租金记作企业收入的，按照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但在实际的租房市场中，有大量的住房是由私人提供的，以往的个税征管无法将这些租赁所得纳入征管范围，承租人也缺乏激励对租赁合同进行披露。随着此次专项附加扣除方案的细化，房屋租赁就牵涉到租户的利益了，如果他们不向税务机构披露租赁合同，则无法享受租金的税前扣除，反之则需要将租赁信息向税务机构披露，此时的租户租金就等价于房东的租赁收入，按照个税的实施条例，此项收入是需要房东交纳个人所得税的。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