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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夏天，大学毕业，刚过完23岁生日，沙武田背着行李，辗转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去莫高窟。在此之前，他对敦煌仅有的印象来自于一段模糊的影像，一群羊奔跑着争渡宕泉河，水草丰美，“我想那地方环境应该不错吧。” 年轻人的理想很快被河西走廊的现实击碎。火车过嘉峪关之后，窗外便只剩下一望无垠的戈壁，景色单调乏味，偶尔能看到几株倔强的胡杨，没有什么村庄。在火车上，沙武田还遇到一对要去新疆旅行的夫妻，听说他要去敦煌工作，连连直呼“小伙子真不容易”。下车的时候，他们还帮他把行李拎到站台上。 “面壁者。”二十年后，沙武田肯定地说，“一直都是，没有变过。” 更早以前，他们被称为“服刑者”。1943年，张大千临摹完敦煌的壁画，要走了，对常书鸿说：“我回去了。你待在这里，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无期的徒刑。” 那里实在可以说是一片废土。满目黄沙，那时候没有水，也没有电，被洗劫后的数百座石窟静穆地矗立其中。常书鸿裹着带有膻味的羊皮袄子，送走张大千，“服刑”。张大千满载而归，办画展，自此扬名。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位年轻人，也是第一位院长。 没有娱乐，没有商店，从宿舍到洞窟只有300米的距离。但在过去的一年，朱晓峰只研究了4个洞窟。莫高窟有700多个洞窟，照这个进度，他一个人一辈子也数不完。这种缓慢、滞涩的生活，是追求即时满足的城市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
莫高窟的孤独随着春节的到来被放大。 16万棵树枝叶凋零，多数叶子掉尽，光秃秃的，路上少有行人。1月10号，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整个上午只有二十多个游客，参观至第三个洞窟时，四位中年男女因无法忍受寒冷，提前离开。 80后的赵晓星是沙武田的师妹。赵晓星刚来的时候，是跟着他钻洞窟。一年冬天，她每天睁开眼就往洞窟里钻，一双军警靴的胶底硬生生被冻断裂了。 敦煌最有名的春节面壁者是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她25岁来到敦煌，今年81岁，仍住在莫高窟，做研究、撰写考古报告。有一次，考古所的所长王惠民跑去找门卫，义正严辞地告诉那位小伙子：“记住我的脸，到时候放我进去。春节我要去看洞窟，除了樊院长还有我。” 樊锦诗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柔弱的上海少女，个子不高，爱美，说话总以一声软糯地“唔……”作为开场白。在宿舍里，她落座前都用手帕掸掸椅子上的灰，半夜房顶掉老鼠，把她吓个半死，暗暗发誓：“这地方我再也不来了……” ►孤独 年轻人在这片大风沙里能做什么呢？“女人用白纱包着头，晒得特别黑。”“宿舍在沙漠边上，天一黑就没人了。”“没有朋友。”“刮风沙的时候，鼻子里嘴里都是土。”……沙武田一口气列举好几个前三个月“待不下去”的理由。 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久了，我就可以理解狮子、老虎这样的猛兽被关在笼子里时的感受。”直到有一天，他的上司刘玉权找到他，“走，看洞窟去。”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去莫高窟。他们钻进去的第一个洞窟，是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开凿的。“傻了眼，那些红红绿绿的壁画，牵丝攀藤般爬满墙壁，但是我什么也看不懂。”隔了二十年，沙武田依然连连感叹，“我想完了完了，这地方没法待了，门在哪都摸不到。” 到敦煌半年后，老院长段文杰曾找沙武田谈话。他安抚年轻人，“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看书，写写文章，我们会送年轻人出去的（出国）。” 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风沙、壁画、研究以及晚饭后的排球赛，构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全部。每周末，沙武田和同事坐车进城，回来时，他们拎着一兜菜。秦增果回忆说，段文杰批评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肚子里憋着一股气，晚上抱着吉他，爬到房顶，对着月亮一声怪叫……” 这里的一切都很缓慢，开始、探索、成名甚至失败，乃至每一天的时间，都很慢。赵晓星从进入敦煌研究院到拿出420窟的研究成果花了七八年。她查阅了数以百万字计的资料，才弄明白一座洞窟顶上1平米左右的壁画的内容。敦煌的壁画共有45000平米，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无限延长，以这个速度计算，全部研究完她可能需要花费30多万年。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