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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的时间里，匠人们孜孜不倦地在文明交汇的渡口反复描摹自己文明里的日常和细节，壁画里影摄了当时的世情和日常，可以说是一座历史的影像库。”这是敦煌学者对莫高窟的定义。 与之相对应的，是敦煌的脆弱、易逝。“敦煌瑰丽的壁画，那些怀抱琵琶的飞天和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人类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让消失的过程慢一点。”樊锦诗在不同的场合，都会说起这句话。
即使科技已经如此发达，我们仍然没有一种技术能阻止它消失。俞天秀说。敦煌最早的照片，来自1908年的冒险家斯坦因，以及后来的伯希和等，五六十年代，敦煌研究院也留下了数万张照片。对比之下即可发现，许多曾经清晰的壁画，已经剥落、变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这才短短一百年。”俞天秀在“短短”上加重了语气。 他打了个比喻，数字敦煌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网上修建一座新的莫高窟。但这个过程，并不比当年开凿洞窟更迅速。最初的时候，他们一年只能做几个洞窟。“我们80后一代，能否看到所有洞窟完成数字化，还是个未知数。”他停顿了一下，“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的。” 这也许就是面壁者的宿命。 ►盼望 “你说，在这一待十年，我们这群人是不是有病啊？”5年后的冬天，在敦煌研究院的一个会议室里，杜鹃反问我们，一边摊开手，自己先笑了。 她的朋友圈里，极少表达自己的私人情绪。去年夏天，她的感慨很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学会和孤岛相处。”“被时间和现实所麻痹。”她在朋友圈里说。她还发过一张敦煌塔林的照片，配了一句很丧的诗：“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不过这些想法，在钻进洞窟里的那一刻都消失不见了。 平静的午后，我们和敦煌的年轻人褚梦甜走在林荫道上，路上空无一人，天空很蓝。视线可以轻易地越过光秃秃的树枝，看到不远处山上的公墓。一排排灰黑色的墓碑，竖立在小山坡上，正对着三危山。最近一次，2017年的早春，树木刚发芽的时候，史苇湘和欧阳琳的骨灰被安葬在这里。旁边是两任院长常书鸿、段文杰的墓。葬在这里，死后也对着莫高窟，是他们的遗愿。 在敦煌历史资料陈列馆里，褚梦甜指给我们看欧阳琳的一组照片。两张是70年前的，成都女孩面容姣好，两条乌黑的麻花辫拖在身后，另外两张是晚年拍的，她已是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老人。 1943年末，隆冬时节，长发白髯的张大千从敦煌满载而归，在成都办画展。19岁的艺术青年史苇湘心中被种了“蛊”：“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但是，史苇湘没有立即西行，而是受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先选择应征入伍，成为40万中国远征军之一。 从战场归来后，他和女友欧阳琳卖掉了自制的漆器，凑够路费，辗转了四十多天，才终于抵达当年心心念念的敦煌。和常书鸿一样，他放弃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创作欲，专心临摹，做了一辈子画匠。 然而，那些已成传奇的人生、成就、名声都不可复制。“今天，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多高尚，就是一份工作，一种活法。”杜鹃随即强调，“我们都是大俗人。”在当代的敦煌年轻人心中，和北上广以及其他地方的普通人一样，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找到价值和意义。
“我已经无法想象外面的生活了。”褚梦甜和“外面”的年轻人离得最近的一次，可能是两年前追《欢乐颂》。 欲望都市的生活并不会令她心生向往。褚梦甜将自己划为很早就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那种人，准备迅速结婚，过上安稳的生活。她对未来的想法很具体，比如，尝试用水粉画画敦煌壁画，在网上传播，为生育做准备。 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孤独最终变成了人生的馈赠。因为路途遥远，到敦煌之后，薛红岩很少回家。和绝大多数敏感的年轻人一样，他被人生的意义困扰着。敦煌有大把空白的时间，他转向经学寻求答案。 读了二十年，他读出了自己的见解，写了一本书。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地方专注地度过，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幸运。 “经常有企业邀请他外出作讲座，回来接着在研究院扫地。”沙武田跟他相熟，称他是敦煌的扫地神僧。“还有一个陆师傅，没成年就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帮吴健扛相机，现在扛成了数字化研究所一个科室的主任。” “去敦煌，应该风沙天气去，那才敦煌。”沙武田在外演讲时激情洋溢。但是，隔着青春这层玫瑰色的滤镜，他心中更深刻的是浪漫的敦煌。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