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浚县辛村墓葬群偶然被发现而引发盗挖活动后，很快由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出面制止。当时有两方面条件：一是考古发掘技术臻于成熟，二是政府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可是在制止之前，已有相当一部分出土文物流散，其中已知最重要的一件文物就是康侯簋；另外，还有集体出土的十一件兵器，装在一个蓝布包的盒子里流散出去，目前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该盒子打开后，有一个余杭褚德彝落款、记载时间为民国二十年的墨书纸条。这里，李先生先插叙了一点当时游走于学术圈和古董圈之间的褚德彝、邹安相关的掌故，再介绍梅原末治最早研究这十一件兵器。其中有一件镶有贝壳的戈，以后再未出现同类器物（梅原疑伪），李先生曾在放大镜下目验非伪。 浚县辛村墓葬群就是卫国贵族墓葬，可与西周初的曲沃晋国墓地和琉璃河燕国墓地进行比较研究。出该簋的大墓虽非康叔丰之墓，但在该墓地肯定占有重要位置。真正的康叔（即康侯簋铭中的“康侯”）自作器有康侯丰方鼎，清朝时存于国子监（现藏台北故宫）。此处李先生又展开介绍清朝皇室旧藏铜器的地点有很多，如热河行宫、宝月楼、武英殿、颐和园等，并称颐和园旧藏铜器至今仍陈列展出，就在耶律楚材墓附近，其中最好的一件器物是虢宣公子白鼎。
另外，李先生特别提醒今所知还有一系列青铜器上有“康侯”二字，这类器不一定是康侯本人使用，并举琉璃河燕国墓地中出土多件带“燕侯舞扬”铭的铜盾饰，说这可能是燕侯仪仗队所用，有可能用于表演干戚之舞。
以上是李先生课上正式讲读康侯簋铭文前对该簋背景知识介绍的摘要，笔者以为，其中许多内容完全可以用于康侯簋展出时的讲解中。期待如上博这样组织文物能力超强的大馆，以后能有机会将康侯簋与佛利尔美术馆藏、曾经褚德彝手的十一件兵器，及其他流散在外的卫国辛村墓地文物尽可能集中起来，办一个大展。 关于孤竹国的精彩考证 前面提到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课，实际主要是就《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之文章内容讲授的。观堂《续考》中将《书契后编》中刊载的一条卜辞和哈同所藏甲骨拓片中的一片卜辞拼接在一起考察：“疑本一骨折为二者，乃以二拓本合之，其断痕若合符节，文辞亦连续可诵，凡殷先公先王自上甲至于大甲，其名皆在焉。”可谓甲骨缀合研究之发轫。 李学勤先生早年曾在清华哲学系入学一年尚未毕业的情况下，以临时工的身份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参与编著《殷墟文字缀合》。可以说，甲骨缀合工作也正是李学勤先生出土文献研究的起步。在缀合甲骨的同时，李学勤先生于1954年仅仅二十一岁之际，就写出了《殷代地理简论》初稿（此书1959年出版时。李先生在《自序》中又补充了若干材料）。尽管当时李先生的工作有一定研究甲骨材料的便利，但在明知还有史语所运到台湾尚未发表之甲骨材料，且又无今日《甲骨文合集》这样便捷的工具书的情况下，敢于自发做这个难度超大的课题，着实令人钦佩。 王国维先生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时正值不惑，而当此年龄的李学勤先生已因政治运动耽搁多年，不过有幸于1974年得以回到简帛整理的学术岗位。在这不久李先生于1975年以笔名“晏琬”在《考古》上发表了一篇《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该篇文章中有关于“孤竹”这一族氏铭文的精彩考证。当今学界在李学勤先生众多伟大的学术贡献中，对这篇文章没有特别关注，甚至“晏琬”这一笔名都鲜为学术圈外所知。 正如王国维先生恰逢疑古思潮兴起之时，以卜辞证商史被特加传颂，若李学勤先生考证孤竹国之文在民国时期发表，引发的关注和影响也绝不会逊于观堂之文。当时如罗振玉、郑孝胥等一大批清代遗老在文化圈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力。而《史记》所载商末周初孤竹国国君之子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采薇于首阳山之事，每逢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都为遗民所追慕吟咏。而民国时期的清遗民多半具有深厚的金石和辞章修养，如果有文章通过考证坐实古“孤竹”国的铭文，不知会产生多少吟咏唱和的诗篇。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