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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1973年唐兰先生曾先于《文物》上发表《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一文，率先通过辽宁喀左所出铜罍断该地属于古孤竹国，但他为该罍铭文所作释文中，“孤”字为摹释，“竹”字误释为“冉”，虽得出了大方向上的正确结论，却忽略了近在眼前的更坚实证据。笔者也附上唐兰先生和李学勤先生各自论文的相关部分，以供参考。
由上可知，李学勤先生考证“孤竹”之铭，除用了新出的喀左铜罍铭外，其余三器所属金石著作，及著录关键证据古玺文“令狐佗”的《古玺文字征》，均为民国时期已经出版的材料。因此，李学勤先生若盛年当于民国，考证出“孤竹”之铭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惜的是，李先生发表此文时，不仅对“孤竹”之典念兹在兹的文化圈早已逝去不存，先秦史界连善用故实写旧体诗的也屈指可数了。
提到先秦史领域卓有建树而又善写旧体诗的大家，不能不想起去年仙逝的饶宗颐先生。饶、李二先生交游，可从饶公为李学勤先生《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所作序中略窥一斑：“相信新石器时代，老早已开拓了‘陶（瓷）之路’，形成东西文化上的接触……我另有专书作详细研究，李先生比较中埃文字发展的过程，有类似之处，他很关心这一问题，我希望李先生他日亦为我的书写一序文，斟酌切磋，投桃报李，李先生必定能首肯的。”可惜天不假年，饶公的腹稿最终未能成书。但饶公还曾在美国学术会议中写下一首《柏克莱秦简日书会议赋示李学勤》（收入《黄石集》），正体现了饶、李二先生在学术志趣上的惺惺相惜，笔者录于篇末，谨以略达对两位学界泰斗的追思： 密树高标觅路难，小桥逝水自潺潺。 锄荒代有才人出，虎观龙文已不看。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