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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洛克认为,个人财产不同于其生命和身体,后者作为基本权利是不可以用于交易或被放弃的。也就是说,权利有“可交易”和“不可交易”之分,人们不能(也不应该)通过放弃这些基本权利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利益。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即使员工愿意放弃健康来996地工作，那么作为企业来说也可能并不被允许这样做，这大概就是当下劳动监察开始日渐被企业认知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说，企业不仅没有推行996工作制的权利，而且即使员工自己愿意都不行，是很现实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这也是这个事件冲突的本质所在：员工利益作为社会责任范畴是否被足够认知。 即使从创业艰辛和初心的角度来看，996或许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常态。国际劳工组织和政府都在倡导“体面的劳动”理念。其含义是：生产性的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来保证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所以，当初的草莽创业艰难，就是为了今天的体面，就是一个从野蛮成长到规范运行的过程。一个组织或者企业不可能一直打鸡血一般地野蛮下去，除非有某种神秘教义支撑。 这个冲突的本质，或许为调和劳资双方的期待提供了可行的选择，这个选择恐怕是向管理要答案。工作压力大，如果效率高，那么就会降低工作强度，就会降低职业倦怠感。比如机器人替代人工的问题，比如业务流程优化问题，比如节制管理层扩张欲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恐怕企业的运行就是法律和伦理框架内允许的良性状态。那么，这种似乎带有理想化”伪善”的企业运行状态是否会在市场被印证？ 3 责任指数与伟大公司 1914年，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将9小时工时缩短为8小时，开出两倍薪水抢夺熟练工人，并要求他们“多陪陪老婆孩子，做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这一系列划时代的管理变革，帮助福特公司垄断了全美汽车市场。这是当时激烈的商业竞争下福特的主动选择，并不是工会运动的结果。 反观管理理论与实践日臻成熟而科学的今天，站在风口的众多“伟大“公司，却仍然以996为傲，不仅让人唏嘘不已。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企业老板会要求自己的员工多陪陪家人。 从福特当时的成功来看，他实际上是呼应了员工心底的真实诉求，最彻底地动员了员工的生产力。这种伟大公司的意识，难道不值得我们很多老板思考么？ 其实，早就有研究表明，CSR表现更好的企业，股价表现更好。上交所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每股社会贡献值”，即从经济利益角度整体地反映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其计算方法是，每股社会贡献值=(经济绩效贡献值+社会绩效贡献值-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其他社会成本)÷公司股本总额。其中“经济绩效贡献值”=净利润额+纳税总额+利息支出总额+员工薪金总额。“社会绩效贡献值”=员工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员工培训费用总额+对外捐赠总额。“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其他社会成本”，按照排污费与当年因环境违规遭受的罚款金额之和计算。 这实际上是为公司股价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维度。很多二级狗在追逐各种概念主题时候，都没有关注到CSR这个维度。实际上，市场上就有一个责任指数（000048）。这个指数目的是鼓励和促进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标的指数，促进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 其制定程序是，将样本空间中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排名在沪市A股（非ST、*ST股）后20%的股票剔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关于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定义，对剩下的股票估算每股社会贡献值，根据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排名，选取排名最高的前100位作为上证社会责任指数的样本股。最近一年发生明显违背其社会责任事件的公司股票原则上不能成为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 这个思考维度，可能让我们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所谓伟大公司的条件，它不仅仅是利润、现金流等财务指标，而且还包括能够让其“基业长青“的社会责任指标。如果这样看，那么我们对很多公司的价值评估可能就需要调整，因为他们虽然实现了局部意义上的公司利润，却可能损失社会整体意义上的福利，而这会在股价涨跌中体现出来。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