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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办法做到独善其身，不可能与政治绝缘，但他们应当尽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离，或是绕道而行。对于蹲过监狱的商人而言，他们尤其明白这一点。 天发石油创始人龚家龙曾被称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现在他仍对资源行业情有独钟，不过战场不再是国内，而是海外。他联合其他资本买下加拿大一油气公司，并兴致勃勃地描述他未来的资源王国“有石油，有钾矿，也有铀矿，甚至还有玉石”。 和龚家龙一样重操旧业的出狱富豪占到多数。当年赫赫有名的铁本钢铁创始人戴国芳于3年前创办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目标是“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大镍铁生产基地”。 如果说在资源行业东山再起难免再在政商关系上遭遇牵绊，像红高粱快餐创始人乔赢等一样回到充分竞争行业者，如在商业上避开政策雷区，或许真的能够做到“在商言高”。 要论“正能量”，或说出狱后取得成绩大小的话，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从一个原先极权、霸道、自我的企业掌门人，蜕变为懂得授权、善于分享、热衷激励的“隐形船长”。 黄宏生出狱首年，在全球彩电产量萎缩的背景下，创维营收却大涨34%；他更是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拟将一家上市公司拆为三家），给团队内部创业的机会。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测良久的创维机顶盒业务分拆上市方案出炉。 控制不住的咆哮，适可而止的讨伐 相比前些年出狱者的低调，最近两年出狱的几位都可以称为“咆哮哥”。兰世立在狱中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称地方政治玩弄东星航空于股掌之间。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出狱后更是戴上自制的“草民无罪”的高帽召开新闻发布会，举报包括前证监会副主席在内的4名高官。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浓，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里转了一圈后被判无罪，他不依不饶，举报湖南株洲市前副市长…… 他们为什么咆哮？皆因政商关系恶化是其落马的助推器。这与他们是否清白无关，而是说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那么剑拔弩张，至少入狱时间不会那么早，或者在牢里的呆的时候不会那么长。 纵观18位企业家入狱时大体所处的3个不同阶段，是了解时代和牢狱如何改变他们、出狱后他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另一个视角。 第一个阶段是十年前，有别于80年代个体户吴胜明因为“投机倒把”就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03年出狱），经过90年代的野蛮生长后，由于摸不准法律法规的边界而入狱成为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