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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国家历来是“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管子·国蓄》）人民没有根本的财产保障权。皇帝手头紧的时候，就会向富人要钱。譬如汉武帝时，国家长年对匈奴用兵，财政开支庞大，以致“府库益虚”。为了搞钱，国家一面实行盐铁专卖，另一面向商人动刀子，颁布“算缗令”（一千文钱串在一起，称为一缗），这是针对商家的税收法令，规定价值二缗的货物要上缴一算的税；小手工业者的产品税收减半，每四缗收一算；农民不用缴这个税。于是商人就琢磨怎么样偷税漏税，谓“富豪皆争匿财”。为此，武汉帝又推出“告缗法”，鼓励人们告发商人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子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增，而“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家”（《汉书·食货志》）。 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师承”刘彻，不过，他们要做得“文明”些，名为“借商”，每次向富商借款达数百万缗，结果自然是老虎借猪——有去无回，没人敢向皇帝讨债，被掠夺了也只能默默忍受。 粗人出身的朱元璋就粗暴得多了，直接抓商人的小辫子，扣罪名，进行赤裸裸的掠夺。譬如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担忧江南富商豪族在当地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欲削之而后安。而江南首富沈万三对朱元璋百般讨好，出巨资替朱元璋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让朱元璋无从下手。正在这时，沈万三提出拿钱来犒劳三军，朱元璋听说了非常恼火，犒劳三军，你这是要当皇帝的节奏么？于是要杀了他，是马皇后求情，才将沈万三充军云南，最后不知所终。此后，沈万三的后人又被牵连进田赋官司和谋反案，失财又失人。仅谋反一案，沈家80多人被杀，田地被没收，从此衰落。沈万三之子沈文度是攀上明成祖朱棣的心腹纪纲这棵“大树”之后，甘做门客，孝敬不断，沈家才得以慢慢“复兴”。 与中国传统社会商人被随意掠夺不同，西方建立了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1215年，英国国王和贵族签字画押立下条约——《大宪章》，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定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和逮捕。”对人身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为英国商人积累资本，做大做强，为英国政治走向君主立宪，为英国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奠定了法律基础。 英国的首相威廉·皮特有一句名言：“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这是对政治权力不能轻易侵犯私人财富的最好解释。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