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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企的工作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建立管理制度，规范公司运作的第一年，李峰“几乎每天都要熬夜。”李峰回忆那个时候，“目的只为了挣钱，再没有刚毕业时的单纯了。” 当走出校门之后，发现生活不再处于“摩擦力为0”的状态时，有的人则寻觅另一种生活。 2009年，来自湖北的张静刚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进入一家行业杂志从事文字工作。“刚毕业的时候，我熟悉的几个女同学都留在北京，我也就随大流，海量投简历后，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张静回忆道，“还和同学合租，晚上回来聊天说笑，周末出去逛街吃饭，感觉和在大学里差别不大，活得也很自在。” 但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以后，张静心里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工作第二年，漂泊感就变得很强烈。”张静说，那时会开始考虑结婚、买房、生子等一系列的问题。 张静的父母也强烈要求女儿回家。“家里人也觉得自己的工作不稳定，也怕我在北京变成大龄剩女。”父母希望张静回家找个轻松工作，早点把生活也安顿下来。“在北京的亲戚跟我说，你要在这种城市活得比较滋润，每个月的工资就要买得起1平方米房子。”张静当时还是个月光族。 毕业两年后，张静还是单身。“感觉人的流动性很大，参加工作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不深刻，也缺少信任。关于对方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我都没法深入了解。想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 在北京工作两年半以后，张静通过考公务员回到家乡，成为当地检察院综合部门的工作人员。“白天也很忙碌，只是生活会更有规律。”张静这样形容现在的生活。 从事法律工作之前，张静没有发现自己对司法“特有兴趣”。目前，她正在准备司法考试，想转到司法一线工作。“再让我去做别的事，我就没这么感兴趣了。”电话里，张静笑着告诉记者。 “从北京回来安顿好的时候，忽然就有了强烈的归属感。”虽然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强烈，但张静认为是“因为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回家一年后，张静就成家了，她说，“对象是看着他长大的一位阿姨给介绍的，我就觉得这比较可靠，不像在北京，媒人觉得两人年龄相差无几，就随便过来牵线”。 “不想离开北京的朋友，心里还想干点别的事，还存有奋斗的激情。”张静离开了北京，但还有不少人不想回家。 从事人力资源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海波表示，个人发展的高度肯定受环境的制约，不过，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反而在二三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在城镇化中的潜力非常强大，很多城市可能会模仿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发展思路，所以，当他们回到当地，应该是超前者的角色。 “发展要从动态来看。从一线回到二线，也许对有的人来说是一个缓冲，他会在当地的城市更有成就感，更有信心创造生活，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某些想法。”于海波说。 张其光则表示，学校尊重学生的个人选择，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原因和特点作出合适的选择，“学生作出多样选择也是经济发展的体现。这说明地区差异在变小，各地发展机会也更加均衡。择业选择的多样化和均衡化，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正在发生的生活变故 生活的意外，同样左右着毕业生的选择。 “2009年，是我到北京的第8年，也没想过那之后会离开北京。”来自新疆的明新现在定居成都。去年，明新刚大病一场，正犯腿病，现在他还无法适应四川潮湿的气候。 “2010年，我把妻子接到北京，希望她能习惯北京。但两年之后，我发现她一直没有很好地融入。”明新说，“何况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已经不是10年前的行情了。”明新觉得自己最失策的事就是刚到北京时，没考虑攒钱买房。 陆杰华教授也回忆：“十几年前，尽管北京的房价也不便宜，但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奋斗都买得起。现在，我觉得在北京安居乐业是真难。” “不是说无恒产无恒心吗？成都这边房价较低，结婚后也要考虑到妻子的感受。”明新坦言，“离开是很纠结的。十多年前，离开新疆到北京，是一次连根拔起；到北京从头开始，认识新的朋友，适应新的生活，又过去一个十年。” 明新一直认为北京太大，找不到融入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但他也坦承，“最后真要把你拔起来的时候，你发现根须已经扎在这片土地上了”。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