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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南面的半岛完全不是肖克利34年前离开时的样子了。惠普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开始改变这个地区。在1942-1945年间，金门(旧金山的别名)一直是数以千计的军人去太平洋打仗的出发点，人们只要瞥一眼湾区那迷人的海滨，感受一下那宜人的气候，就有不枉此生的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年轻能干的士兵们回国后都定居在西部。这里的果园与罐头工厂慢慢地变成了办公室、平房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特曼则一直热衷于从事政府和国防项目，他称之为“伟大的工业化新时代的开始”。 调速管(一种微波真空管的变体，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促成了空中雷达的发明)的发明者瓦里安兄弟(Russell H.& Sigurd Varian)创建了瓦里安联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IBM也在圣何塞建立了第一个设计电脑磁盘存储器的研究实验室。接着通用电气、喜万年公司(Sylvania)、西屋电气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也陆续登场。特曼亲眼目睹了这场产业大爆发，并且希望将之与斯坦福大学紧密联结起来。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区正式启用，这也开启了一个企业和学术界相结合的实验。占地8 180亩的斯坦福大学是湾区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之一。尽管其中大部分都是牧地，斯坦福夫妇的遗赠书中还是说明了不得出售任何土地。结果，总是在想办法从无用的农地中获得额外收入的校方，最终决定将园区边界的650亩土地出租给高科技公司——通常这些公司都是无污染产业，是绝对可以与学校各部门和谐相处的机构。根据迈克尔·马龙(Michael S.Malone)①[1]的说法，当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在1960年到加州参观时，他特别想要去两个地方——迪士尼乐园和斯坦福工业园区。第一年前来租用场地的是瓦里安联合公司，接着是伊斯曼·柯达和其他150家公司。惠普在上市之前一年的1956年，成为这里最大的租户之一。直到今天，惠普的产品早已遍布全球，可它的总部依然还在那里。 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原本也是要进入工业园区的。不过他们起初租用的是一个破旧的煤渣棚子，在山景城圣安东尼奥路391号——原来是储存杏子的地方。肖克利对他的半导体新公司有着伟大的期待，并且希望组建一支科学家梦之队——据他傲慢的说法，也就是组织一些智商最高的人。开始时，他邀请以前贝尔实验室的同事来加入，可是他们都愿意效忠实验室，并且热爱新泽西州，他们当然更清楚肖克利的种种失败与傲慢，于是都拒绝了。接下来，肖克利只能去寻找那些不认识他的人。 到了1月初，他联系了一个在费城费尔科公司(Philco)工作的物理学家，28岁的罗伯特·诺伊斯，这位麻省理工的博士生当时正在致力于为公司建造更好的高频率晶体管的项目。他后来成为肖克利的得力助手。诺伊斯是个很有创造性和吸引力的人，总是很乐观，活得很开心。他在艾奥瓦小城成长，曾经做过割草和耙树叶的工作，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艾奥瓦的高中毕业纪念册称他为天才儿童，一个“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的人”。到了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后，他赢得了“布朗公开赛奖项”，一个专门为能够轻松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设立的奖项。他在大四时的物理学教授是格兰特·盖尔(Grant Gale)，而盖尔刚好是约翰·巴丁的大学同学，在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之后，盖尔向巴丁要了两个晶体管。早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前，格林内尔学院就首次将固态电器演示给学生看，也正是因为那次机会，诺伊斯才开始了对半导体的研究。 在肖克利1956年打来电话的前一个月，诺伊斯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技术研究报告已经给肖克利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电话中告知诺伊斯，自己要离开贝尔实验室，准备去加州打天下的计划。诺伊斯多年后回忆说：“那就好像是拿起电话和上帝通话一样，他当时在半导体领域绝对是最重要的人物。那份工作所代表的是，你将进入最顶尖的工作环境。”这些甜头诺伊斯后来都尝到了，他看起来似乎一直非常自信。在整夜飞行横跨美国后，诺伊斯于清晨6点到达了旧金山。诺伊斯当天中午就找到了中意的房子，然后才去拜见肖克利。尽管大人物一般都比较古怪，不过诺伊斯这个艾奥瓦牧师的儿子还是被美国西部给迷住了。他曾对一个采访者表示：“任何追逐梦想的人，最终都会来到加州。” 1957年2月，肖克利又找到了另一位科学明星，27岁的戈登·摩尔，一个曾经在餐厅洗过碗，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尽管他是加州本地人，摩尔当时却在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学实验室开展武器推进力的研究。他之所以会去东部，是因为在加州找不到任何技术方面的工作。如果你认为诺伊斯热情奔放，那么摩尔则理性冷静。诺伊斯喜欢派对，摩尔则喜欢钓鱼，甚至到后来他一度喜欢在爱尔兰最著名的高尔夫球场上，拿着鱼竿和鱼线待上整个下午……摩尔儿时最大的冒险，是有一次不小心点燃了自己制作的火箭，差一点儿把邻居的房子给烧掉。 肖克利是在到处寻找化学领域的后起之秀时打听到了摩尔。摩尔出生于佩斯卡德罗，一个位于帕洛阿尔托山区另一头的海岸村庄。摩尔和肖克利一样，都希望能够回到家乡。所以当肖克利提供工作机会时，摩尔毫不犹豫地与其他20多个来自学术界和产业界，充满野心的“变节者”一起加入了公司。他们包括：吉恩·霍尼(Jean Hoerni)，一位来自加州理工学院，懂多种语言的瑞士化学家;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一位来自西电公司的工业工程师;杰伊·拉斯特(Jay Last)，一位来自康宁玻璃公司的光学摄影专家;以及谢尔登·罗伯茨(Sheldon s)，一位来自道氏化学公司的冶金学家。这些人都是当时科学领域里最棒、最聪明的人，除了两个人之外，年龄全都在30岁以下。肖克利称他们为自己的“博士生产线”。但他其实并不擅长一般的招聘工作，当肖克利问到如何招聘秘书以及在哪里可以买到铅笔时，戴维·帕卡德差点晕死过去。 摩尔和诺伊斯都应该察觉到肖克利并不是一个平凡的老板。肖克利告诉诺伊斯(还有克莱纳以及其他一些人)说，他必须要通过一些心理测试。后来诺伊斯花了一整天时间，在纽约市接受各种测试(包括智力测试)。诺伊斯所得到的评分是“刚好过关，没什么”，不过肖克利还是录用了他。 如果说这群人中有任何人需要什么心理指导，应该就是老板本人。肖克利是个物理学奇才，但在管理方面就真是一窍不通了。他曾经将员工薪资写在布告栏上。当然，这激怒了所有人，其中包括觉得自己拿得少的人，也包括觉得自己的高薪应该被保密的人。除了愚蠢的决策以及对人的轻蔑之外，他对企业管理也一头雾水。更糟糕的是，贝尔实验室还会提供项目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人员，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却完全没有。比如，克莱纳负责的是硅的配制，但他的工厂里却没有任何所需的设备。其他人的遭遇甚至更惨。要是跟他的妄想症与火暴脾气相比，肖克利在管理上的无能就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了。他有一次非常直接地告诉诺伊斯，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精神病患者。他也会要求工程师们为彼此打分。当某个秘书被铁门划伤手时，肖克利会认为她是在演戏。他还会针对自己有所怀疑的人进行测谎，这导致员工们给实验室起了个外号叫“妄想路391号”。当工程师们从实验室拿来一份很有希望的报告时，肖克利会让他们站在那儿等待，因为他要打电话给贝尔实验室的人征求更多的意见。这么说吧，和两英里之外的休利特与帕卡德相比，肖克利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一种人，不尊重人、不信任人、不会鼓励人。诺伊斯、摩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后来一直尝试将肖克利从研究部请出去，并且把他塑造成顾问之类的角色。但随着肖克利在1956年年底成为国际名人、被认可并授予了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这一想法看来是没戏了。他在11月1日时得知由于他们所发明的晶体管，自己将会与巴丁和布拉顿共同分享诺贝尔奖。克莱纳说：“我们无法相信他真的获奖了，我们希望这能说明或许他并没有疯。”在接下来的那个月，肖克利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晚宴上，从瑞典国王手上接过了奖牌，他的母亲和妻子也在现场。 诺贝尔奖或许带来了片刻的荣耀，但无法带来营业收入。在创业差不多一年后，肖克利仍然还未卖出一个晶体管。克莱纳说：“他或许因为晶体管而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从未实际生产过一个。”肖克利在1957年的夏天去了鳕鱼角度假。当他回来时，发现外界的批评者正从各个方面攻击他的公司，于是决定放弃。到了9月18日，一共有八个人集体辞职，其中包括一些实验室的关键人员：诺伊斯(他的最爱)和摩尔，还有霍尼、克莱纳、拉斯特、罗伯茨、维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ich)，以及朱利叶斯·布兰科(Julius Blank)，一位喜欢把内部通知折成纸飞机来传递的人。肖克利再也变不出魔法了，他的门徒是一批因为野心而背叛了电子界大祭司的年轻人。肖克利把他们称为“八叛逆”(The Traitorous Eight)，不过，这八个留着平头、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年轻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坏人。针对这一评价，克莱纳说：“我们把它当成是赞扬。”肖克利从此几乎再也没和他们中的任何人说过话，他的遗孀到今日仍然厌恶他们。 至于这些人未来的使命，则是创立硅谷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1]① 他是美国著名科技新闻记者、专栏作家，于1979年加入《圣何塞信使报》，采访硅谷及科技新闻，是全美首批科技记者之一。 本文节选自大卫·卡普兰(David A. Kaplan)所著《硅谷之光》，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