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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对长历史跨度宏大科技创新的研究支持考恩的观察。图一显示了人类宏大科技累积数和人口发展趋势图，无论是人口还是科技创新的累积，都呈现S曲线，最近几十年的“高原平台”现象是明显的。根据的团队研究，就人均年均宏大科技创新数而言，可见人类科技创新率从1500年开始加速成长，在1920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就逐渐下降（而世界人口增长率的顶峰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 图一：宏大科技创新累积数和人口发展趋势图（横坐标年份采用Log10标尺）。人口数据来自Scott Manning population database（2008年版本)，创新数据来自董洁林研究团队。 然而库兹韦尔观察到的最近几十年在比特领域的生机勃勃的微创新也是真实存在的。于是引出了两派辩论的另一个焦点：即所谓的“生产率悖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就曾预言：计算机虽然到处可见，但这不会显著提升总体生产效率的统计数据。考恩从中位工资的角度也发现美国自1973年以来，经济停滞不前。为什么美国在比特世界的快速创新没有有效转化为人均GDP的增长呢？ 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们基于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对人类科技创新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结构分析，从人类科技创新在几个历史时期的结构，可见有这么几个特点：其一，公元前800年之前，人类的科技创新的主要目的是求生存；其二，人类在提升“效率”方面的科技成就从公元前800年开始缓慢上升，在1500年之后，效率类科技创新加速发展，于二十世纪初达到顶峰，之后效率类创新的比例开始下降，形成了一波四百多年的“效率时代”，可以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实质是一场效率革命；其三，从1941年开始，人类的优先度似乎从追逐“效率”转变为“效率/利用”、“机动/可控”、“求知/探索”、 “安全/健康”和“交流/娱乐”等多类科技并驾齐驱，而“生存层”的科技创新比例很小。 我们认为，生存类和安全/健康类的科技创新主要在于推动人口增长，效率类的科技创新是直接推动经济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人均GDP增长的力量，交流/娱乐类和机动/可控类科技的作用比较复杂，部分效果是提升效率，更大部分是满足人类的情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而求知类的科技在短期类基本没有实用价值，是人类为了超越自我而做的探索。比特世界的大部分创新都属于交流/娱乐类，这可以部分解释比特世界创新活跃而经济没有显著增长的悖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各地区的农业人口大都在80%左右。第一次工业革命将大量低产值农民转化为产值更高的工人，实现了农业生产率和社会总体生产率同时大幅提升的结果，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催生了一些崭新的行业同时工业效率大幅提升，因此在工业产值大幅提升的同时让从事工业的人数大量减少，很多人转入服务业，同时实现了人们工资显著升高和平均工作时间的显著减少（从每周60到80小时，减少到目前的约40小时）。目前，世界较发达地区如美国和西欧，农业人口少于2%，服务业人口超过75%%，工业人口约20%。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