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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民：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因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了以后才能带动基础教育的改革，才能使得基础教育阶段亿万名学生不至于使自己的学习完全应试化，可以给自己留出点儿时间全面发展。新的考试招生制度的设计，简单地说叫“两依据，一参考”。依据统一考试，保证了公平；依据学业水平考试，解决了偏科问题。现在的社会发展需要文理交叉，需要跨学科，这样才能出一些新理念。 “一参考”是指综合素质评价，有助于偏才、怪才显现出来。由于我们现在的国情，诚信文化和诚信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综合素质评价还只能作为“参考”。 记者：引入综合素质评价，为学校识别人才提出了什么挑战？ 刘利民：引入综合素质评价，对高中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高校选拔人才也提出了很高要求。它促使高校提升识别人才的能力，一个学生，虽然分数不太高，但他可能是个奇才。如何辨识出这样的人才来？这需要高校改革招生制度。 记者：减负是全国两会关注焦点之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利于解决减负问题吗？ 刘利民：政府可以三令五申减负，学校可以不留作业，但是阻挡不了家长的焦虑，所以现在课外补习愈演愈烈。课外补习在提高考试成绩方面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对于孩子认知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毫无疑问是弊大于利的。考试招生制度不改，这个就消除不了。即使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了，对课外补习的消除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家长有需求。 记者：一般认为，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是传统文化在“作怪”。因为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等，都有类似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归因？ 刘利民：这种现象与传统文化有关系，但是不绝对，还是制度设计导向问题。比如，儒家文化一直鄙视经商，但是你看，经商是现在的孩子很崇拜的事，因为经商可以挣钱。如果制度设计还是导向“学而优则仕”的话，那么经商的就少，当公务员的就会多。这些都是社会利益调整的结果。 再比如说，为什么职业教育发展面临那么多挑战呢？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得很好，根本的一条是，如果两个孩子从15岁开始分流，一个上高中考了大学，做了白领，一个考入职业学校，当了蓝领，到60岁时，他们拿到的报酬是差不多的。前不久，中央宣布要增加技工的薪酬。这就是一个制度导向。要迎接“中国制造2025”，必须要有优秀的技工队伍来支撑。这就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的引导。 中国教育开放有哪些特点 记者：目前，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方面最活跃的是哪些领域？体现了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什么特点？ 刘利民：越是进行国际交流，才越能有比较，越能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 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全面的交流过程中，国际合作与交流越来越普及化。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35周年。回顾这些年的教育，最开始、最活跃的是什么？是留学，是“走出去，请进来”，把我们的学生派出去，同时，请国外的专家、教师到中国来。 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留学生要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并指出，“党和国家将按照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现在，我们的出国留学态势仍然很猛，而且有低龄化倾向，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归国人数呈现双增长。目前，我国出国留学生480万人，留学归国250多万人，特别是近两年，留学归国人数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为中国建设引入了大量海归人才。学成回国的这些留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一批力量之一。 现在，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也越来越大，除了出国留学之外，还包括国际合作与交流。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球146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这说明我们迎合了国际大势，国外对我们有需求，我们就走得出去。我们的高校基本上都与国外建立了多种交往，中小学特别是发达地区中小学与国外的自主交流也不少。我们现在要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中小学的国际交流。 记者：在面向世界教育的竞争中，评价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来华留学。在来华留学方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动向？ 刘利民：从留学的分布和态势，可以看出全球教育的状况。当前，来华留学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其中的学历生也越来越多。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