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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家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意愿比较强烈，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在这些国家还出现了“汉语热”和“中国热”。 去年12月15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公布了高校国际化发展报告。从国际化程度上来看，第一，我国国际合作与交流仍然有很大空间；第二，中国要成为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之一，还要做很多工作。 记者：国际教育交流中，会不会因为文化差异等原因，产生一些彼此的误解？ 刘利民：在具体的交流中，你会发现中外文化差异很大。比如，在美国一次高峰论坛举办的午餐会上，有美国人问我，中国的家长是不是都是“虎爸虎妈”，不做作业不给饭吃，不练琴不给饭吃？我说，中国内地的家庭在“二孩”政策出台之前，孩子是独生子女，家长都是“猫爸猫妈”。中国的学校教育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因为现在“二孩”政策已经出台了。中国的家长望子成龙，再苦再累，只要孩子成才了，那就幸福得不得了。哪怕做了空巢老人，忍受孤独，都心甘情愿。哪个美国的父母能做到？ 在这种差异中，你会发现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你会发现中国教师的风采。 我曾经和荷兰人讨论过教师问题。中国有1700多万名教师，荷兰教师的收入几乎数十倍于我们的教师。总体来看，我们的教师就拿着相对低廉的收入全心全意地工作，这就是中国的教师。 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底气何在 记者：中国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需要先在哪些方面努力？ 刘利民：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渐进的过程。现在，通过参与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PISA），证明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上海。因此，英国教育部邀请60位上海教师到英国，花4000万英镑购买中国数学教材的版权。这说明，在某一个领域，比如数学教育上，虽然中国的数学教育还没有成为标准，但是已经成了标杆。 标杆和标准还是有差异的。标准是在多年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在较大的范围内普遍适用。比如《华盛顿协议》对工程教育的认证标准，欧洲学分互认体系采用的学分认证标准，等等。 在多年发展中，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教育标准，比如课程标准。近几年我国教育标准化体系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制定了《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出台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于制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的意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等专业教学标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指导意见》《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学校管理标准，并制定了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等一系列教师校长专业标准，出台了《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学生评价标准。 记者：接下来，在教育标准方面会有什么大突破？ 刘利民：下一步，教育上的重大变革会产生在人工智能和教育结合上。下一个重要的世界性的教育标准，可能就产生在智能教育上。 从近几百年来的教育史看，教育的总体理念和方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还是老师教学生，虽然有些变化，加上远程教育、网络教育，但教育形态总体没有变。未来教育什么样？技术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习的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显现出来，将来，整个课堂形态都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对着一个学生，可能不是一位教师在教，而是成百上千个云端技术在“教”。我们过去的老师带学生、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打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全新的标准。那时，希望我们在这方面不输于其他国家。 记者：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底气何在？ 刘利民：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市八一学校时指出，教育改革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也是我们面对全球教育时的底气。 要客观评价我们的教育发展。我们今天的教育，业内评价比业外高，国外评价比国内好。 从业内评价的角度看，上面提到的教育部党组发表在《求是》上的那篇文章就很能说明问题。 从国外评价来说，我们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中取得了好成绩，进驻世界排行榜的大学也越来越多，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但是，老百姓的感受不一样，如果孩子上不了幼儿园，进不了好学校，就会有意见。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