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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医师会设置了“患者安全确保对策室”，定期举办各种讲座，督促医院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建立完善的体制。1995年，日本还设立了医疗机能评价机构，该机构通过各种统计资料，对医院进行评价，通过各项指标的考核，促使医院不断自我完善。如此一来，患者可从公开信息中查询各家医院医生的情况，选择自己相对信任的医生。医患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了，矛盾自然就少了。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也将暴力伤医列为重罪，最高刑期可达14年。2011年，澳大利亚通过了两项旨在加强医院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决议。2017年澳大利亚维州政府升级法规：冲撞、试图伤害警察、医护人员及其他急救服务工作人员，将面临强制性最少2年刑期，最高20年的刑期；任何让警察及医护人员置于危险之中的行为，最高可判10年。而且所有因此被拘留的人都不可被保释。
【时评文章】
惩罚医闹还须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北大医院伤医一案，在20多天之后，终于等来了北京市西城区警方的处理。此前，就能否进行剖腹产问题，产妇丈夫郑某宇突然情绪激动，挥拳击打值班医生赫某，赫医生被迫还击。之后，郑家一家三口（甚至包括即将临盆的产妇），一同围殴赫医生。目前，郑氏父女因为涉及刑事犯罪，一个被刑拘，一个被取保。而事发近一月，赫医生仍在住院。
暴力伤医，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以及法律的严惩。“对暴力伤医，必须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不过对于医患关系，以及医疗与法治的关系，我们不妨多一些“冷思考”，深究医患纠纷的矛盾发生机制，探寻建设性的处理机制，起到曲突徙薪的作用。
第一，还是需要进一步构建完善的医患沟通机制，以及事后公平透明的调解、仲裁机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卫生部门到公安机关推出了一系列严惩医闹、重点保护医院医疗秩序的措施，一度在医院出现的设灵堂、停尸体、疯狂伤医的违法行为，都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也要防止进入另外一个误区，以为规则秩序就能解决所有的医患问题。说到底，在目前优质医疗资源缺乏的大前提下，医患双方都有难处，都该将心比心。医疗纠纷的调解、裁判机制要实现程序、实体双重正义，将矛盾导向法治渠道解决。
第二，法医鉴定、司法认定的严肃性，与医生群体呼唤的“从快从严”打击伤医者，形成了一组新的矛盾。这次北大医院案件中，从事发到警察宣布定性以及刑拘嫌疑人，当中隔了20多天时间，引发医生群体的很多质疑。
其实，一方面是警方调查取证、走访证人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于，伤害案件的定性，往往依赖于法医鉴定结论，而按《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等法医鉴定规范，相当多的伤情鉴定必须等到“伤情相对稳定”之后，“组织器官功能障碍”甚至要求在损伤90日后进行鉴定。这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空白期”：没有法医鉴定，警察就不能刑事立案，也不能及时抓人，这就给医生误解警方故意“包庇坏人”留下了空间，进而导致舆情发酵。
比如，本案中，目前有报道转述其他医生的说法称赫医生眼眶骨折，这是否构成轻伤，进而能否认定行凶的钟氏父女的刑事责任？在呼吁打击伤医者和法治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警方也应有主动释疑，及时透明的公布信息，避免在等待伤情“稳定”期间，舆论却“不稳定”地持续传播情况出现。
第三，法律要充分保障医生面对不法伤害时的防卫权。警察不可能随时随地提供即时保护，面对突发的暴力伤害，还需充分赋权医生，让他们勇于自我保护。本案中，赫医生面对突然的暴力相加被迫反击，哪怕场面上赫医生不落下风，也不能把事件说成“互殴”。这种错误的定性，不可能息事宁人，反而壮了个别医闹人士的胆子，让广大医生寒了心。
（责任编辑：晨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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