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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当富士康提出二度加薪，并且将幅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66%时，外界纷纷忧虑：这将令鸿海的利润大跌三分之一。 面对质疑，郭台铭反驳：“太小看鸿海了！”他对媒体表示，在第五跳时，就已经在重新思考，“发现90年代的员工要的是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工作。在想通这件事后，鸿海决定由从前的‘跟随者’转型成为‘破坏性的创新者’，以后的薪水水位希望可以与国际化的企业媲美。” 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富士康带头加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些企业被迫跟进。他们甚至因此而对富士康颇有微词。 不过，富士康一直拒绝对外透露加薪对其成本的影响。他们更愿意综合算账，因为加薪也给富士康带来了好处。 据刘坤介绍，高工资提升了其吸引力，相比以前，员工的流失率大大降低，这意味着熟练工人在增加，这一方面降低了招工和培训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产品的不良率——后者对制造业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两者相加，抵消了部分人工上涨成本。 另一些改革也在进行，比如日渐被提上日程的“去社会化”。 去年下半年，深圳富士康引进了两家专业的物业公司，将员工的住宿剥离出去，现在与员工对话的不再是企业，而是物业管理公司。 而在内地的许多城市，比如富士康的郑州工厂，这些服务往往都是由招商引资心切的地方政府来想办法提供。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富士康进行了第三次加薪，底薪由1350元/月涨到了1550元/月，实际上，这也只是后勤社会化的措施之一——刘坤介 绍，工资其实并没有涨，以前为了防止有员工省钱不吃饭，公司统一将饭钱扣下，现在只是将钱重新打到了员工饭卡里，让员工自己去消费。 除了加薪，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一事件之后，富士康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和调整，而对员工的关怀正在增加。 十二连跳事件，对富士康来说，是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全新认识。 刘坤创立了两个新词：“富士康时代”和“后富士康时代”。在他看来，前者是属于农民工一代的，后者则是属于农民工中的新生代——主要是“85”后。而2010年的连跳事件，则被他视为划分这两者的时间节点。 “一代农民工主要以求生存为主，而二代农民工则不同。”刘坤分析，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太大家庭压力，他们的个性更张扬，诉求也更多，更需要尊严，“这对富士康的传统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变化发生在许多方面，比如说去年富士康成立了专门的“员工关爱中心”，遇到投诉，不但有专人跟单，还要问责。“一个人的问题，可能会有几百人一起去解决。”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