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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了退路，国家也有退路。 或者说，他们有了退路，国家才有退路。 贫民窟显然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城市贫民窟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长期在世界各地考察的温铁军教授多次强调两个没看到：“一是在发达国家没有看到农业现代化的典范;二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他指出，“大凡是人口过1亿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城市化，都有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且无论是城市化率只有30%的印度，还是城市化率高达70%以上的墨西哥，发生的问题是相似的”，中国“是唯一的虽然有约2亿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 1.贫民窟现象与劣质城市化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1年，地球上47.7%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3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里。贫民窟最集中的地方是最不发达国家，而亚洲(不包括中国)城市贫民窟人口累计数居全球之首。 正如前面所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存在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城市居民大都有稳定就业和较高收入，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即使城市中的贫困人群也大都可以得到比较有保障的失业救济和基本保障，可以廉价获得公租房。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无论城市化率高与不高，城市中都存在大规模贫民窟。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又快又好有质有量，而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质量都不够好，都有大规模贫民窟存在呢?原因无他，一是发达国家高人均GDP，二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所处优势位置。无论采取何种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都无法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条件。这个安居的关键还不在于住房，而在于是否有稳定就业和较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既无法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良好就业，又不可能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全覆盖、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这与国家意愿无关，甚至与制度无关，而只与这个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有关。 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可谓触目惊心。拉美是高城市化率的发展中国家，到2010年，拉美已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城市化率高达79.6%。与高城市化率相伴的是拉美国家的城市贫民窟。在巴西两个最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居住在贫民窟的居民分别占城市总人口的22%和20%;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居住在“非正规住房”的居民占该城市总人口的40%;厄瓜多尔首都和委内瑞拉首都居贫民窟的居民均占所在城市总人口的50%，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则为59%。韩俊等人对巴西考察，发现巴西里约热内卢城区550万人口中，有150多万住在贫民窟。1987年，巴西“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近几年有加剧发展的趋势。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贫民窟3955个，比1991年增加717个”。 再来看印度的情况。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考察团的报告，按照200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城市和人口超过5万的镇，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为4260万，占城镇总人口的22.6%，而且，贫民窟居住人口的数量在快速增长，贫民窟数量却没有太大变化，导致贫民窟人口密度快速增长。孟买1991.44万人口中，有582.35万即48.9%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加尔各答为32.5%，德里为18.9%。 据2003年10月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的年度报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的比率高达71%，总人数为1.66亿。 2.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 比较奇怪的是，中国却至今仍然未在城市形成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现象，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有人说城中村是“类贫民窟”，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后面将分析。 李克强总理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基本上在75%~80%甚至更高，城镇人口比例和非农就业比例都很高。有人说，拉美一些国家城市化率也很高，有的国家甚至达到80%，为什么它们不叫发达国家而只能叫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解决不好产业和就业问题，出现了大量贫民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李克强总理的讲话提醒我们，中国加速城市化，不能以贫民窟为代价，否则，形成难以治理的大规模贫民窟，从而产生城市二元结构，会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将在下一节讨论。现在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只有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没有在城市形成大规模贫民窟，且在未来加速城市化过程中仍可能避免出现大规模贫民窟?其中关键原因就是，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有效地消解了城市二元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一概否定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而应科学分析之。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