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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此，中国进城农民不会流落到漂泊无根、缺少基本安全且毫无体面和尊严的城市贫民窟中，中国因此也就没有出现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 这一点，中国再次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例外。 3.“老人农业+中农结构”的新乡土中国 最近十多年，我到过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调研，都是住农户家中，且往往是随机选择调研地点。所到之处，一个强烈感觉是，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农村留守现象十分普遍。但就农民生活水平、农村居住条件、农业生产，乃至农村社会关系，都是相当不错的。最近几年，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医疗养老保障、困难救助，以及农业机械化水平都在快速进步当中。这样的中国农村，不仅与自然亲近，生活质量不差，而且是熟人社会的亲密关系。农民在村庄生活，既有安全感，又有预期和稳定性。甚至有太多闲暇以至于农村打麻将的人太多，以及因为重体力劳动减少而传统重油腻饮食习惯未改变，而出现了普遍的心血管疾病。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说，农民有一个农家小院很重要。的确如此，当前农民自有住房率接近100%，家家都有小院，可以在房前屋后种花养草，可以在农闲时捞鱼摸虾。总之，在城市流水线上不具有就业优势、已经丧失城市就业竞争力的中老年农民，却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既劳动又休闲，充实而愉快地生活。相对于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而言，农村生活质量可能是不高的，但相对于贫民窟的生活质量，农民既有收入来源，又有农家小院，还有熟人社会关系，农村家乡的生活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正是这个相对城市贫民窟质量要高得多的中国乡村生活，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归宿。中国乡村，可以分别从经济、社会、文化和基础设施几个方面来讨论。 从经济上讲，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分户承包，所有农户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个农户家庭，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后，大多由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从而获得务农收入。中国农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耕地，留守务农的父母，只要年龄不是太大，可以轻松种好承包地。在当前农业技术条件尤其是机械化条件下，农村中老年人种田，满打满算，一年也就只有二三个月的农忙时间。而所获收入足以解决一个家庭的温饱问题，甚至可以为进城居住的子女提供菜、粮、油等农产品。 农村年龄太大的老年人不再有体力来种田了，他们就将土地流转给亲朋邻里耕种。有一些因为父母年龄太大或子女年龄太小而无法外出务工经商的中青年夫妇，只种自家承包田，任务不饱和，收入比较低，很难在村庄待得住。若正好有人愿意将土地流转过来，这样的中青年夫妇就可能有30亩~50亩的耕种面积，就可以一年有3万~5万元的农业收入，就不比外出务工的收入少。这样就在村庄中形成了为数不多但十分重要的“中农”阶层，这些人年富力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有完整的家庭生活，愿意参与村庄公共和私人事务。这部分人因此成为村庄中的中坚力量。留守的老弱病残再加上“中农”(中坚农民)，就构成了一个相当有活力的稳定结构。 “老人农业+中农结构”又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当留守父母年龄太大，无法再耕种自家承包地时，老年人可以将耕地流转给仍然留守在村的年富力强的“中农”。另外一种可能则是，留守父母年龄太大，进城务工子女可能也已中年，这些中年人在城市务工越来越不具有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上的优势，工作效率逐年降低，收入越来越少，他们也就越来越难以在城市待得下去，年老父母也越来越无力耕田种地。因此，这些中年人开始返乡。这个返乡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多次在城乡之间往返。这样一种多次往返，借助父母仍然从事的老人农业通道，最终顺利地返回到农村和农业中，回到梦牵魂绕又恨又爱的家乡。老人农业为进城农民保留了顺利返乡的渠道和心理上的安全通道。 从社会和文化方面看，中国农村以村落形态聚居，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生活。村庄熟人社会，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密集分布着远近亲疏各不同的关系，共享着地方性规范。村庄熟人社会是一个可以提供互惠的空间，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空间，是一个生产价值的空间。在村庄中有着祖祖辈辈以来的归宿感，有着自己人的熟悉感，有着自己村庄的安全感，有着成功失败的荣誉感。家乡的村庄，是一个可以欣赏到城里没有的自然风光(小桥流水人家)，可以获得收入(虽然收入不高，消费也低)，可以轻松找到帮助(互助、互惠)，具有安全感，可以有大量闲暇和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是一个退养的好地方。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