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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庐隐——五四时期的“时代儿”。
姓名：庐隐（黄英） 在我进大学的那一年，正是五四运动的时候，这当然是个大变化，各种新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我对于这些新学说最感兴趣，每每买些新书来看，而同学之中十有九是对于这些新议论，都畏如洪水猛兽。 ——庐隐《庐隐自传》 转变 | 要做一个社会的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正在北京激荡，一个叫黄英的21岁福建女孩走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大门，当时这所学校刚升格为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招收中国公办教育史上第一届女大学生。黄英身上带着200元，但当时她已经错过了招考期限。幸运的是，在老师的通融下，她以旁听生的资格就读，一学期后转为正式生。 黄英，也就是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冰心齐名的著名女作家庐隐。严格说来，庐隐并不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在她的自传里，找不到1919年5月4日那天的记述。但她无疑是广义的“五四的产儿”，这是茅盾在《庐隐论》一文中对庐隐的评价。
在“五四”思潮的激荡下，庐隐很快成为校内外的活跃分子。 1919年初冬，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界纷纷成立同乡会。经过郑振铎等人的筹备，决定召开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开会那天，庐隐同王世瑛、陈璧如、程俊英等几位国文部福建籍同学，坐人力车赶去参加。 在那次成立大会上，郑振铎慷慨陈词，点燃了在场热血青年们的爱国热情，他建议福建同乡会要办一种刊物，宣传“五四”的精神。“完全赞成！”青年们纷纷回答。接着，庐隐和另一位女同学王世瑛也站起来说话。尽管庐隐当时说了什么，已经很难在当事人的回忆里找到记载，但作为一个女学生的庐隐的发言，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里，大中小学都是清一色的男女分校，剧院也是男女分座，场中用一条大白布遮起来，因此，女子和男子一同开会本身就开风气之先。 会后，他们组织了一个编辑小组，定刊物名称为《闽潮》，编辑小组人员有刘庆平、郑振铎、庐隐等。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 “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这是茅盾对庐隐的评价。读大学时的庐隐，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和各种社会活动，还阅读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 “五四”对庐隐带来的影响，除了带来新思想之外，也让她的精气神为之一变。女作家苏雪林与庐隐有过两年同窗之谊。她在《青鸟集·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里回忆，在民国六七年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