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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此以后，就联想一家，后面其他家没有，没法照办。”柳传志说。 除此之外，2004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文，开启被称为“郎顾之争”的针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全国大讨论。郎咸平笔锋所指，从科龙、海尔到长虹无一幸免。 3、启示 不止一个人问过柳传志，为什么是联想？ 凌志军在写中关村历史的书《中国的新革命》中说，“联想的股权改革是一个成功的传奇，但它无论是在中关村还是在整个中国，都是绝无仅有，无法成为榜样。”而其他类似经历者，要不就像科龙的潘宁或者长虹的倪润峰，虽然自己创造了巨额财富，但最终却到年龄即退休，无法跟自己投入了巨大情感与精力的事业发生真正的联系；要不就变成悲剧，无论是伊利的郑俊怀、还是健力宝的李经纬。 柳传志自己说：“（1993年时）我觉得我们应该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他们可能还在继续做事，模模糊糊觉得应该党给，没有把这个事情想明白，到最后真发现没有的时候，就有一点着急，动作有点大，就出事了”；“像谈这种事，我觉得就是要光明正大，一点没有觉得什么理亏的地方。在我们那个年代，都觉得跟党要钱要待遇是可耻的，所以经常好像是等着党给你安排，后来我明白了不可耻，这可能是我想得比较清楚的地方。” 首先就是不能耻于谈利益，而且要光明正大地谈。他感慨，不能等着别人去安排。在过去是党和国家，在今天的互联网创业公司里，则是投资人和老板。如果认为分配是不合理的，应该去要，而不是采用其他方法。“我觉得每做一件事情，先把自己到底要图什么、把目的想的比较清楚。”柳传志说。 当然，目标也是在不断调整。1984年刚开始创业时，柳传志也承认，“一开始出来办企业，目的真的就是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改善一下生活，仅此而已。当随着事情一件一件做成了，甚至做到了当时已经超过愿望，比如能做出自己品牌的PC”，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认为需要为自己争取到合理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甚至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也需要为自己的团队争取到合理的利益。 陈惠湘回忆说，当时在中关村不乏有公司为了激励自己的员工，提出一些造就百万富翁的目标。而柳传志则对自己的同事们讲“信不信”，“老板讲信不信有两个含义：第一信不信联想能做大；第二，信不信未来做大以后我们能分享”。 目标确定之后，也不要因为自己正身陷其他重大问题而停止行动。凌志军写联想前20年的历史，用九死一生来描述。但在九死一生的间歇，柳传志也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团队考虑利益问题。“1993、1994年正是外国企业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当时我们这么小的一个企业要跟IBM、康柏打仗。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我跟倪光南发生矛盾的时候。一边打仗一边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想多大难度。”柳传志说。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