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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方面的问题，其实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事实上，随着现在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岗位可以完全用机器来完成了。在2013年时，牛津大学的两位学者卡尔·弗雷（Carl B.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就曾经做过一项预测，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现有就业岗位中有约47%是可以被机器替代的。尤其是那些高强度、高重复的工作，被替代的可能性会更高。由于在我国的现有就业结构中，高强度、高重复的工作比例要远高于美国，因此在我国的就业岗位中，被机器替代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对于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其实我们并不用过多担心，因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将足以抵消这一冲击。 事实上，在劳动力供给这个问题上，我们现阶段最应该担心的，并不是劳动力有一天会不够用，而是现在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几年，我曾去过很多工厂参观，发现很多工厂的车间里其实已经没有几个工人了。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不仅是程序化比较强的制造业，甚至连吸收劳动力的大户——建筑业，都开始了使用机器替代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的忧虑。如果这个过程太快了，而原来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工人由于缺乏相关技能，不能及时转岗，那么就可能对现有的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如何在推进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应用以此抵消老龄化的供给面影响的同时，做好相关行业人员的培训和转移，将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 至于老龄化引发的需求面问题，我认为破局的关键可能在于对新技术可能创造的巨大价值的再分配。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在剑桥大学开过一门关于人口的课程。在这门课程里，他也谈到了一种和今天类似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消费不足的情形。凯恩斯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对收入进行更为公平的分配。其理由很简单，因为相比于富人来说，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更高的。尽管从绝对值看，富人消费得很多，但从比例上看，消费率其实是很低的；相比之下，工人的消费率却要比他们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抬高边际税率，让富人多缴税，让中产和穷人少缴税，那么整个社会的消费就上去了，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具体到现在的形势。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其实已经能够帮助我们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从理论上看，在不远的将来，这些财富所创造出的消费将可以抵消老龄化带来的需求冲击。但问题是，这些财富大多数会归机器的拥有者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有钱不花，穷人没钱花这两种力量就会使得这种力量难以被释放出来。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对现有的税收制度进行更为合理的设计，鼓励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自动化，应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生产率的同时，也要让这些首先获得机器红利的企业多承担一些税收，然后政府再将这些税收分配给中低收入的群体。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对企业用机器替代人的实践进行限制。这种观点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任由企业用机器替代人，那么从现阶段看，很多人就要失业；从长远看，很多人交不了养老金，未来也会增加养老金缺口。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太同意的。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质，其实是把原本应该政府做的事情甩给了企业，把原本应该二次分配做的事情甩给了一次分配。企业用机器替代人是好的，是有利于做大蛋糕的。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肯定这个趋势，然后从企业创造出的蛋糕中拿出一部分，去补贴社会上需要的人。在我看来，要强行把人“塞”给企业，以此来解决就业和养老金等问题，其实是非常无效率的。与其这样，我们不如想想办法，直接从机器要养老金、要转岗培训费——这，或许是现在最为可行的一个选择。 用数字技术来帮助养老 至于老龄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依托数字技术，以及依托于数字技术发展出的种种政策以及商业模式来得到缓解甚至解决。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经提出过一个“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的概念，呼吁从“健康”和“生存质量”两个方面入手，提升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这三个维度来提升老年人的生存质量。2005年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名为《在数字经济中推进积极老龄化》（Promoting Active Age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的报告，对数字经济在推进积极老龄化进程中可以起到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议题进行了讨论。这份报告认为，“只要数字经济应用得当，就可以让全世界的老年人保持独立、活跃，并工作更长的时间。医疗保健、远程医疗解决方案、交通和城市生活的进步将只是老年人从数字经济中受益的一些方式。更广泛地说，技术可以创造一个包容性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并有助于培育一个银色经济——一个60岁以上的人在工作场所相互交流和茁壮成长的环境，参与创新型企业，并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