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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 的狂欢 尽管时代的开端通常从1995年网景公司上市算起，而真正对整个投资银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则起始于1999年。确实，我们都知道那几件大事：继网景之后，1996年4月雅虎上市，1997年5月亚马逊网站上市，1998年9月上市。人们很难忘记，当时的科技行业组在行业杂志上没完没了地进行自我宣传。公司里很多人抱怨，科技组让一名高级银行家放下维护客户的职责专门去搞公共关系。这种评论当然是一种典型的小人之心，不过，在一个分散化的组织里，因相互割据，团队之间相互妒忌，出现这种情况也在预料之中。 到了1998年下半年，水闸开启。那些初创的科技公司几年前还因为缺乏历史业绩而达不到上市标准，现在却羊群似的进入了市场。这批新流入的公司从高溢价的股票发行中圈得充足的现金，从而给不期而至的并购风潮火上浇油。 这次科技股的狂欢不仅带来数额巨大的业务，而且改变了行业内的业务结构，它们对整个投资银行业的影响到1999年才显现出来。那一年，股票首次公开上市的科技公司接近400家，是前一年总和的一倍多，平均每天超过一家公司上市。在并购领域，20世纪80年代可称得上是繁盛时期。而1999年，、摩根士丹利和美林各家执行的并购项目都超过1万亿美元以上，比80年代里的并购项目的总额还多。事实上，这三家投资银行在1999年的并购总量超过了所有投资银行在80年代整个10年时间里的并购量。 这种时候，科技股的高涨已不再被其他行业组的银行家所轻视。事实不仅表明科技行业的投资银行业务比其他行业的增长要快得多，还充分说明了对互联网的估值更大大高过其他任何行业，并且基于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尽管这些计算方法类似于或模仿于传统的计算方法，但是，这些神秘的估值方法到底把等高线设在什么高度，只有很小圈子的完全沉浸于这种模糊艺术的科技组银行专家们才弄得明白。 实际上，传统的估值方法是以公司当前赢利或现金流以及预期未来前景为基础进行估值的。确切地说，当前赢利比未来赢利更为确实，因此，以前者而不是后者为基础所做的估值投机性质更低。换言之，传统估值方法中最不精确的就是所谓“现金流折现法”，简称为DCF，它估算未来5年甚至10年的现金流的当前价值。假设的增长率和利率即便只有微小的变动，都会导致相关DCF估值的巨幅变化。还有很特别的一点，DCF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终值”，也就是预测中最后年份的价值，因而也是最不靠谱的。这一价值是以那一年的现金流预测数乘上一个所谓“最终”倍数，它意味着现金流按一个恒定比率持续增长的能力。 对于目前不赢利而且最终的业务还未确定的网络公司，用这种方法进行估值加剧了这一方法的内在弱点。估值总额中90％以上的价值常常来源于终值，而终值是拍着脑袋推算这些年轻的烧钱公司10年后的情况。网络股银行家们于是对传统DCF模型改头换面，炮制出又一响亮的简称——DEVA方法（discounted equity valuation analysis ，股票价值折现分析法），以证明将终值推高是合理的。 当这些不可信的假设用不上的时候，网络股银行家开始指望这些网络公司的其他经营性指标。确实，在有些行业里，除了赢利或现金流之外也可以用其他财务指标甚至经营指标来进行估值。但是，只有在这些数据与赢利和现金流形成稳定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用。而在互联网世界，这些以“点击率”或“浏览量”为依据的经营性指标与赢利其实没什么关系。 科技股处于支配性地位带来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从传媒业到造纸业，各行各业的客户都确信，昨天还是小型的、亏钱的科技投资会成为明天（甚至今天）价值连城的宝藏，待价而沽，或者上市、或者分拆、或者套现。只要银行家们试着引发客户对未来财富的浪漫憧憬，比如对一家造纸的管理者而言，原本绝无可能的一项投资也会变得让人无法抗拒。如果一个公司在员工还没创造出任何利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还没卖出一件产品的时候，就已经值百万美元了，那些造纸企业管理者的梦想有什么不理智呢？ 第二，科技行业的突然扩张造成投资银行业内部的人员不足，现在只能依靠那些被戏称为有着“互联网基因”的人来支撑局面。这个时代无理性的估值方法把世界分割成两种人，即“懂”的人和“不懂”的人，懂的人的观点决定了一切。正如“互联网基因”这个词所指，一般认为个人无法通过培训来领悟网络估值这种神秘的艺术，这种能力根本就是与生俱来的。单纯模仿科技组同行或专家的言行并不足以掌握复杂的DEVA计算。更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于，非但科技组银行家们不把非科技组银行家当回事，而且客户们也坚持只相信“真正的”网络股银行家。 老派的银行家们现在只能屈求网络银行家们提供客户所需要的建议。这就好像大公司里“最驯顺的员工”某天清早醒来，发现《财富》500强的公司全由一批嬉皮士控制着。除了人手短缺之外，同行对科技行业银行家们充满嫉妒的嘲讽使得投资银行内部更加紧张不安。 第三，资源短缺以及内斗加剧，两者相结合造成世界范围内不再把投资银行当成“热门”职业。人们一直认为银行家是互联网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对于那些进入职场寻找工作的人来说，这份职业与直接就职于网络公司或投资于网络公司的实际行动相比，还有一步之遥。因此，从顶级大学和商学院毕业的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不再把顶尖投资银行列为职业选择对象。最终到投资银行工作的人总体素质下降，他们不再为进入以前人们垂涎三尺的投资银行而趾高气扬，相反，其中很多人是因为进不了网络公司才去投资银行的。更难以置信的是，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人士转行去谋取与网络有关的职位。为了应对变化了的环境，顶级投资银行开始实施长期以来视为禁忌的两项措施：一是和各个级别的互联网行业投资银行家签下特殊的收入协议，以防人员流失；二是从中等投资银行招募素质稍次的互联网银行家。这使那些原先无法在顶级投资银行找到工作的人现在被挖角，并且可以谋到一个以前无法企及的更高的职位，只因为他们具有互联网基因。很快，这种做法蔓延到投资银行其他团队。 对个人的特殊奖金讨价还价（尤其董事总经理以下级别）已经对顶级投资银行的文化造成无可弥补的破坏。如前所述，这些公司成功管理一支“明星队”的方法之一，就是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团队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如果想要建立“团队”文化而不是“明星”文化，这种小伎俩看上去至少有利无害。实际上，就这些人的智商来说，他们肯定清楚这只是个小伎俩，但他们不会去戳穿它，因为这样做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公司的利益。钱即代表业绩，在投资银行更是这样，一个银行家在公司里的地位和他得到的年终奖金紧密相关。因此，大多数银行家的以毕业的学校和进入公司的年份为基础，并在很小范围内波动，只有升到相对高级的职务情况才有所改变。这至少说明善意的谎言——在投资银行百分之百位于最优秀的25％，是带有欺骗色彩的。一旦管理层开始对某人或某个小组实行特殊奖金安排，特别是某个小组被普遍认为素质低下，那么“团队”的文化就土崩瓦解了。 无论是新人还是有工作经验的人的招聘，其标准普遍降低，这造成了一系列后果。有些是明显的，并且可以预料到，比如说工作质量的下降。撇开招人的因素不谈，在业务量大增的情况下，交给客户的材料很可能出自不太有经验的银行家，并且没有人进行审阅。这种混乱局面中，真正具有破坏性的因素就是好的投资银行里或多或少占据支配地位的团队精神日益微弱，代之而起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和想要一举成名的风气。投资银行也日益倾向于按个人表现而不是按级别来支付报酬，这就助长了这种风气。另外，随着新人加入，人员更替，越来越多的员工对公司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最后，投资银行反映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人们为网络新贵的运气而举杯庆贺，但却摒弃了投资银行原有的价值。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