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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龙：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我原是南京一家工厂的汽车司机，记得是八十年代初吧，想用氢气取代汽油做汽车燃料，于是做了一些实验，实际上也取得了初步成果，需要继续参考日本和苏联的大量技术资料，却不懂日语和俄语，请 人翻译的费用又太昂贵，自己微薄的工资早已不敷支持，便开始跟随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的胡毓文老师学习日文翻译，同时在南京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旁听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恰逢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通过严格考试，从社会上招收一批学生直接插入三年级学习，我就这样考入了武汉大学外语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在那个美丽的校园里度过了人生最为幸福的两年时光。在校期间，我曾担任校园刊物《译苗》的主编，还因日本文学翻译获得过荣誉。 中华读书报：毕业后您并没有直接从事学术研究，而是担任了国家劳动人事部华龙国际劳务合作公司业务经理等职。能谈谈那段经历吗？ 许金龙：在武汉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曾给十堰市的二汽人事部门写了非常恳切的求职信，在信中介绍了自己此前的研究项目、试验过程和项目前景，希望毕业后能去二汽工作，为中国的汽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却始终未能等到回复。我想，既然圆不了汽车梦，那就干脆去北京从事与日本文学相关的工作吧。遗憾的是当年的进京指标里没有相关文化单位，只能从中选出国家劳动人事部。到了劳动人事部后，人事司便把我安排在下属的华龙国际劳务合作公司工作，从事对日劳务输出的工作。 中华读书报：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有何契机？ 许金龙：虽然在国家劳动人事部所属公司从事令人羡慕的涉外工作，我丝毫不觉得愉快，还是希望回到专业领域去，工作之余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日文书籍。有一次，我去团结湖看望叶渭渠和唐月梅这两位后来成为恩师的先生时，他们告诉我，《世界文学》有一个进人指标，用于引进法文编辑或日文编辑，鼓励我去考一下试试。就这样，经过整整一天的多科目考试（对照日文编辑译稿、将中文译为日文、现场阅读川端康成短篇小说并撰写论文、日语口语对话等等），我终于梦想成真，开始在《世界文学》编辑部跟着唐月梅老师学习日本文学的选材、编辑和校对等工作。与此同时，每周一次去唐老师的家里，听叶渭渠老师单独为我讲授日本文学课程。 多年后许金龙才知道，为了修改自己一篇“花里胡哨的译稿”，唐月梅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修改至六点钟，再给全家老小做早餐。在这两个小时里，多则能改四百来字，少则改二百来字 中华读书报：您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 许金龙：其实在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之前，我多少也做过一些翻译实践，可是按照唐老师和叶老师的标准来看，那就实在不值一提了，这就需要静下心来，跟随唐老师从头学起。就这个意义而言，我翻译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学作品，应该是唐老师安排的三岛由纪夫处女作《鲜花盛时的森林》。 这个小中篇的译稿用的是五百字大稿纸，当我从唐老师手里接过那两万多字的译稿时，发现每一页都被老师用细小的文字批改得密密麻麻。记得当时唐老师在办公室里让我回去后仔细比对译稿和修改处的差异，说是如果不同意的话，还可以改回去。她还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世界文学》的前身是鲁迅先生等译界前辈创办的《译文》杂志，一直秉承着鲁迅先生简洁朴素的翻译风格，对鸳鸯蝴蝶派的文风很是反感，今后在翻译工作中要牢记这一点。 中华读书报：这么多年来，您对翻译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许金龙：叶渭渠老师在为我讲述文学翻译技巧课程时多次强调，文学翻译不是应用翻译，它有很强的文学性，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应以文学研究引领文学翻译，复以文学翻译促进文学研究。也就是说，文学翻译应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当然，文学翻译也能够进一步促进文学研究，这应该是个良性循环，而不是对立关系。 在唐老师有关翻译技巧和叶老师相关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这些年来我做了一些翻译工作，最深的体会大致如下：在文学翻译之前，一定要对文本有较深的研究，以此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切不可以“雅”为由自作多情，把自己的情绪强加给原作；在翻译之前的阅读和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发现其中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加以调查并相机形成论文，以此促进自己的研究，达成翻译和研究的良性互动。 中华读书报：是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大江健三郎的作品？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