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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北京的翌日，在外文所陈众议所长和陆建德书记等人陪同下，大江先生如愿来到了鲁迅博物馆。当我们一行人在鲁迅先生大理石坐像前横排成列准备合影之际，本应在坐像前面中间位置的大江先生却不见了身影，大家转身寻找时，才发现这位老作家正埋头蹲在坐像右侧底部泪流满面，想必是正“在心里默默朗诵牢记于心的《希望》”吧。 在回饭店的汽车上，大江先生嘶哑着嗓音告诉我：许先生，请你放心，刚才我在鲁迅博物馆里已经对鲁迅先生作了保证，保证自己不再沉沦下去，我要振作起来，把《水死》继续写下去。而且，我也确实从鲁迅先生那里汲取了力量，回国后确实能够把《水死》写下去了。” 时隔整整十一个月后的2009年12月17日，长篇小说《水死》由讲谈社如期出版，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在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希望。 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之后，日本政府再次调整方针——改由各国学者向日本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翻译样章，再由日本学者审阅评估其翻译质量，合格者才能从日本政府手里获得翻译出版资助。 中华读书报：多数情况下，您是将日本文学翻译到中国，对于中国文学翻译到日本，是否也同样努力过？ 许金龙：在将中国文学翻译到日本去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很有些自知之明的，从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将不同体裁、不同内容、不同文体的中国文学作品成功地翻译为日文。就自己的日文能力而言，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外，倒是经常校对被译为日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因为我对那些作品的解读能力远优于日本翻译家。当然，反之亦然。这就是母语的力量吧。 另一方面，我在日本有一些很要好的同行，也会把他们介绍给其心仪的中国作家，帮助他们选材和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并在日本出版。比如经我的介绍和协调，日本翻译家立松升一教授陆续认识了莫言和彭学明等人并翻译了他们的作品，接下去还将翻译铁凝和墨白等人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在日本，中国文学的翻译和接受程度如何？ 许金龙：中国作协对中日文学交流所做的工作最多，我所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近年来也为中日文学交流做了一些工作，为两国作家和评论家以及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平台。如果说双方在人员交流方面还能大致保持平衡的话，那么在出版方面就完全失衡了，在日本出版的那点儿少得可怜的中国文学译本，完全不能与中国出版的大量日本文学译本相提并论。 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少有出版，即使出版其印数也非常之低的原因，我觉得大致有以下几点：1、日本读者更关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学，这一点与他们心底里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不无关系；2、近百年以来，绝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都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这个优越感的惯性还很大，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不会、也不愿放下这个优越感，从而对中国文学作品不太关注；3、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花费了很大精力抹黑中国，致使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中国抱有厌恶感，在这个弥漫着厌华情绪的国度里，中国文学作品很难得到大面积阅读。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中国文学如果想在日本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 许金龙：大约十多年前，我曾陪同陈众议所长去亚洲最大的版权代理机构酒井著作权事务所，就日本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做过一次调查。该事务所代理着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诸多日本作家的版权，其老板酒井建美告诉我们，日本在战后不久也曾推动日本文化走出去，最初是由日本政府想当然地划定书籍范围，出资由日本学者翻译，然后在国外印制出版，却发现这样做的效果非常糟糕，根本没有外国读者去阅读那些花费大量资金和力气翻译出版的书籍。于是日本政府开始调整方针，改由熟知国外情况的日本学者划定书籍范围，再出资雇请对象国的学者用母语进行翻译。这样一来，情况比第一阶段要好了不少，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之后，日本政府再次调整方针——改由各国学者向日本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翻译样章，再由日本学者审阅评估其翻译质量，合格者才能从日本政府手里获得翻译出版资助。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