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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龙：记得是1994年12月下旬吧，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在瑞典发表讲演后不久，叶、唐两位先生从美国经由东京回国，我在机场刚接上他们，叶老师就从行李中取出一份《朝日新闻》对我说：这上面有大江健三郎发表的获奖演讲全文。既然目前国内暂时没有研究三岛由纪夫的条件，你就调整一下，改而研究大江健三郎吧。此前我们很少翻译大江先生的作品，无论研究还是翻译基本都是空白，算是欠了他的债，你就从翻译这篇演讲词开始好了。就这样，在相应做了一些前期调研后，我就译出了《我在暧昧的日本》，并发表于《世界文学》杂志。 在大江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鲁迅始终是个重要的参照系，是个始终在场的存在 中华读书报：大江的小说，从起点到现在，始终描写一个日本人所经历、所想像的困境、窘境、绝境。作为大江健三郎的研究者，您如何评价他创作中的变化？ 许金龙：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能需要了解大江儿时的生长环境。大江的故乡是个群山环抱的森林中的盆地，历史上曾频频发生暴动，其中有场一万多人参加的暴动，就发端于大江家所在的小村庄。大江的外婆对戏剧颇为熟悉，大江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位阿婆对暴动故事的精彩讲述中度过的，经常把情感代入暴动的人物和故事里，习惯于从弱势者和边缘角度审视强势者和中心。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少年时代的大江通过母亲邂逅并接受了对他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鲁迅小说。也是在这个时期，大江在学校里接受了主张平等与和平的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生长于边缘地区底层家庭的少年大江尤其珍惜来之不易的平等与和平的生活，很自然地将战后民主主义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观和伦理观。 另一方面，战后初期日本国内的混乱、其后日本政府与美国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近年来日本保守势力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并复活国家主义等等，都与大江早已内化为道德观和伦理观的民主主义观念相悖，从而他时时感受到困惑、不安、恐惧甚或绝望。当然，这些困惑、不安、恐惧甚或绝望不可能不反映在大江的文学作品里。在最近创作的封笔之作《晚年样式集》里，大江的这种恐惧和绝望越发明显和强烈： “从3·11当天深夜开始，整日不分昼夜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以及核电站泄漏大事故的报道……再次去往二楼途中，我停步于楼梯中段用于转弯的小平台处，像孩童时代借助译文记住的鲁迅短篇小说中那样‘发出呜呜的声音哭了起来’。” 这里所说的“鲁迅短篇小说”，应是鲁迅创作于1925年10月17日的《孤独者》，而“发出呜呜的声音哭了起来”这句译文，则是大江本人亲自翻译的“地下忽然有人呜呜的哭起来了”那句话。对鲁迅文学有着深刻解读的大江先生当然知道，《孤独者》与此前和此后创作的《在酒楼上》和《伤逝》等作品一样，说的都是魏连殳等知识分子在那个令人绝望的社会里左冲右突、走投无路的窘境乃至绝境。 就这样，大江每每带着绝望入眠，翌日醒来后，正如大江此前对我讲述的那样，却还要为了自己的智障儿大江光、为了日本的孩子们、为了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孩子们，在这种种绝望中挣扎着寻找希望，借助自己的创作寻找着希望。应该说，在大江这半个多世纪创作的作品中，变的是不同时期感受到的不同绝望，不变的则是在这种种绝望中艰难寻找希望的挣扎。 中华读书报：大江的文学创作受鲁迅影响很大，甚至在《水死》无法继续完成的时候，来到北京参观鲁迅故居，希望从中汲取力量。2009年他在鲁迅故居参观时谈到什么？他对鲁迅有怎样的感情？ 许金龙：我认为，在大江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鲁迅始终是个重要的参照系，是个始终在场的存在。用大江本人的话说，就是“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换言之，在我思考文学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鲁迅”，从他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到封笔之作《晚年样式集》，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2009年1月中旬，由于种种原因，大江计划于当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水死》无法继续写下去，便想要来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想要来鲁迅创作《希望》的处所“在心里默默朗诵一遍牢记于心的《希望》的全文”。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