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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年底，依照着那天下午得到的灵感的指引，张益唐完成了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并在次年4月将核对过的论文投给了世界数学界最负声誉的杂志《数学年刊》。在这篇论文中，他找出了一个正数，证明了有无穷多对素数之差小于这个给定正数。张益唐给出的数值是“7000万”。
△ 《素数间的有界距离》手稿 “7000万”离理想目标值“2”还很远，却是将素数对之间的差值从“无限”缩小到“有限”的里程碑式的一步。 5月14日，张益唐的论文面世，随即在学术圈引起连锁反应。一些研究者对张益唐的证明作进一步改进，试着将距离常数缩小。5月28号，这个常数下降到了6000万。5月31号，下降到了4200万。6月2号，则是1300万。次日，500万。6月5号，40万。到2014年2月，张益唐的7000万已经被缩小到了246。 与数学终身契约 比起“孪生素数猜想”的鼎鼎大名，在5月14日这一天前，人们对“张益唐”其人却几乎一无所知。 “张益唐，华人数学家。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攻读本科，1982年读硕，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5月15日，不知经哪位网友编撰，互联网上终于有了对这位数学家仓促的百科介绍。 事实上，在这一天之前，张益唐已经在数学界，甚至在亲友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数十年。 张益唐出生于1955年。父亲姓张，母亲姓唐，因为他是家里第一个孩子，父母便给他起名“张益唐”，也是希望他能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夫妇二人都是知识分子，在通信行业从事科研工作。为了支持首都的建设，生下张益唐后，两人便把襁褓中的他托付给上海的外婆，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工作。 从小，张益唐便对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许多“读书不成进厂打工”的亲戚间独树一帜。他独自拿来舅舅等人中学时的课本、课外读物自学，几本《十万个为什么》很快被他翻烂了。他至今对《十万个为什么》印象颇深：“该书的第一版最开始出了五册，后来出到第八册，这最后一册讲的就是数学。” 很快，《十万个为什么》便满足不了张益唐的求知欲了。于是他便盯上了大舅舅的好友，数学老师姚先生。每当姚先生来家中做客时，张益唐便缠着他讨论起高等数学问题。甚至，在大舅舅的婚礼上，按习俗张益唐不能和姚先生坐一桌，他竟为此当场大哭，搅乱了一场喜事。 比起对数学的热诚，更令大人惊奇的是，张益唐的记忆力极强，看过的内容往往过目不忘。一天晚上张益唐发高烧，躺在床上意识不清，嘴里却胡乱背诵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首都在哪里。此事常常被外婆引为笑谈。 1968年，张益唐跟随父母回到北京生活，一家人住在清华园中。园子里满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教授，张益唐如鱼得水，到处问大人问题。慢慢地，这个奇怪的小孩子在清华园小有了名气。 好景不长，张益唐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张益唐也不得不跟着母亲到湖北干校去劳作，一家人被迫分离。干校开设的初中班有名无实，知识的价值被粗暴否定，张益唐最感兴趣的数学也成了“没用”的东西，他不得不按规定投入每日种地锄草的集体生活中。好在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多，他一有机会依然到处问问题，大家也都喜欢这个求知若渴的孩子。 1971年夏天，张益唐回上海探亲。此时文革高潮已过，许多“禁书”开始悄悄地恢复流通，张益唐又有机会阅读一些数学方面的书，觉得“还是很有兴趣”。 不久，张益唐被分配在北京一家工厂当制锁工人。工作时间常常是三班倒，张益唐便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钻研数学上。和文革中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尽管现状不尽人意，冥冥中他依旧相信，将来的时局总会改变，自己对数学的热爱和把数学作为毕生事业的追求也不会落空。 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张益唐报考北京大学，结果因为“政治考得一塌糊涂”未获录取。半年以后，78级的招生报名开始。这次张益唐却想跳过本科阶段，想直接报考另一所学校的研究生，招致父母极力反对。母亲心知儿子倔强，干脆称病不起。张益唐只好妥协，最终顺利考入了北大数学系。 天才逆旅 本科阶段，张益唐迷上了数论，并师从数论领域的专家潘承彪老师进行系统学习，硕士阶段继续跟着潘教授做数论方面的研究。潘教授做学问的严谨，对张益唐影响终身。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