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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虽然一些以量化策略为主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已就自身的知识产权开始申请专利著作权证书，但布局专利权的管理人依然只是极少数，行业目前的壁垒并不高。 对于行业的先行者来说，它们的确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主要体现在销售渠道的拓展、行业人脉的建立、品牌的树立等方面。但是，这种优势并不绝对，并需要依靠不断的耕耘来维持在行业的竞争力，而这并不容易。举例而言，根据朝阳永续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首批33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中，仍有18家管理人的规模依然在10亿元以下(见图2)。 替代品的威胁 目前，与私募证券基金(包括通过信托发行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较为相似的私募类资管产品主要为基金专户资产管理计划和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这三类私募产品均以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特定投资人群募集，将募集资金投资于二级市场，并以绝对收益为投资目标(见表1)。 首先，与上述两类产品不同的是，私募管理人发行产品无需计提风险资本金。所以，私募基金占资金成本优势。其次，私募基金在投资范围、组合持仓限制、监管合规等方面面临的约束最小。当然，这也意味着私募产品的潜在风险更高。最后，私募基金的投资策略最为丰富。市场中性、管理期货、宏观对冲、多策略等投资策略使得私募行业大放光彩。 从转换成本来看，除了各类产品设定的封闭期以及随时间递减的赎回费外，客户在资管产品大类间转换的成本并不高。当然，一些热门的产品并不容易参与其中，投资者需实时关注开放情况。 目前，由于私募资管产品的主要客户群体仍是高净值群体，客户对所投产品的业绩评估期限依旧偏短，一般以年为单位。除去部分客户服务工作极其出色的私募管理人外，客户的黏性较难耕耘。 客户议价能力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集中度较低。从基金业协会2018年11月底公布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规模分布情况来看，79.7%的管理人仍在10亿元以下。反观美国对冲基金行业，2017年底的管理规模约为4万亿美元。行业包括1700余家管理人，排名前500家管理人掌握行业约56%的规模。而另一方面，我国私募客户群体庞大。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6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达158万人，且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集中。虽然可供客户挑选的管理人众多，但他们往往面临无从下手的局面。行业信息的极度不透明使得他们对销售渠道或者某个销售经理的依赖性较强。因为，资产管理行业的核心毕竟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 除非自身资本足够充足或直销能力很强，否则外部销售渠道的耕耘尤为重要。在不受容量限制的情况下，多数私募管理人需要不断努力发展销售渠道。但这种中间商规模的扩张势必意味着终端客户和管理人之间的联系减少，导致双边议价能力下降。这一现象在公募资管领域也有所体现。 另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取的费率较为类同。管理费一般在1%至2%之间，业绩提成在20%左右，以高水位法提取。但具体到收费方式的细节，如计提频率、高水位的设定等，各家管理人均有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是，客户实际看重费后回报。也就是说，客户对费率的敏感度并不算高。这种短视行为使得客户缺乏议价能力，但高费率通常被销售渠道吞噬，使得投资者的实际获得受到挑战，这加大了私募行业的信任危机，使得议价能力更加倾向于销售渠道，形成恶性循环。 供应商议价能力 行业的主要供应商可理解为人才的供给。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核心价值在于知识产权，所以行业的核心人物风险是巨大的。由于人才必定向头部管理人聚拢，人才的供给是紧俏的。为了招聘优质人才，私募管理人愿意支付的薪酬水平越来越高，但仅有少数管理人真正能把招揽人才的利益与自己高度捆绑。不少管理人面临部下自立门户，甚至把整个团队带走的窘境。为了防止该类情况发生，国外通常会让核心投研人员签署竞业禁止条款，使他们离职后不能马上参与资管业务。而相关条款的签署在国内并不属于普遍现象。但可喜的是，部分管理人已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并通过团队文化建设、业务流程团队化、员工持股等方式留住人才。 另外，提供投研以及交易服务的券商、期货公司等三方服务供应商并无太多议价能力。这是因为三方服务机构众多，且除去一些具备特殊资格的机构外，各家提供的服务内容过于趋同。私募管理人可以任意在三方服务机构间切换。 内部竞争环境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