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工业企业营收增速拐点领先货币政策拐点，但错位间隔逐渐拉长，从4个月扩展至13个月；政策反馈上，货币政策放宽（收紧）后工业企业收入增速基本随之上行（下跌），反应期从1个月到19个月不等。除2016年底持续的宽财政阶段外，其余阶段工业企业营收增速拐点领先财政政策拐点，错位间隔从2个月到19个月，相关性较差。 第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速拐点领先货币政策拐点5-8个月。从高频（月度）保障相关数据来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期末参保人数同比增速对货币政策有良好的前瞻性，拐点领先5-8个月。但由于数据仅从2014年起算，未曾经历完整的政策周期，故规律说服力有限。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增速走势自2017年4月起与养老保险分化且一直呈上升态势，现有数据下对政策的引导和反馈参考意义有限。 请点击查看图片详情 第三，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拐点对政策拐点存在明显领先性。中频（季度）保障数据中，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拐点领先货币政策时间缩短，间隔从14个月至5个月，前瞻意义逐渐增强；对货币政策的反馈时间拉长，从8个月到18个月，体现政策效果存在时滞性；领先财政政策拐点稳定在9个月左右，前瞻意义较高，但对财政政策的反馈不存在明显的规律。 第四，失业率、求人倍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同步性较高，意味着财政、货币政策对就业市场影响不明显，或是失业率指标在政策互动上监测效果失效。2008-2010年间，城镇登记失业率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调变化基本同步，印证了我国就业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存疑（理论上失业率应存在一定的领先或时滞）。2012年起，财政货币政策稳健偏宽松，失业率顺应政策一路下行，求人倍率一路上升，二者波动性不高、趋势性较强，这也与这一阶段政策只松不紧有关。 请点击查看图片详情 总体来说，营收、保障类就业指标与宏观政策存在一定互动性，供求类指标与政策变化的相关性不强，主要有以下四点结论： 1）工业企业营收增速、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速、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拐点领先货币政策拐点，三者领先性依次提升； 2）财政政策与就业指标相互关系的规律性不强，仅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略领先财政政策拐点； 3）政策宽松和紧缩的当期失业率与求人倍率也同步维持此前的上升或下降趋势，仅在宽财政接近结尾的时候，失业率指标才有所好转（即下降）； 4）遴选的就业指标与财政货币政策的关系无一致性规律。
03．2019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稳就业”成头等大事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