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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斌认为，完全的农田无人化“最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发达国家过去已构建起了农业机械化体系，一时难以再彻底改变。中国刚好有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 图 / 极飞科技官网 “All in”到农业无人机赛道 《21世纪》：创业第一阶段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彭斌：主要困难是怎么利用自己的技术做出产品，产品能否被认可？能否产生利润，支持公司发展，形成商业闭环？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我们很幸运，在2009年末就实现了净利润，用技术能力证明了自己能够产生价值。当时模式创新、互联网创新比较多，像我们这种硬件、算法类的技术创业还比较困难，在资本市场上也不抢手。 《21世纪》：第一轮融资前见了多少投资人？ 彭斌：前前后后几十个。我们对投资人，更多还是看大方向、目标的契合度。当时的团队已更加成熟，价值观和方向都比较清晰，不再是“能干、想干”这种粗放的想法。 《21世纪》：跨过第一道坎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 彭斌：首先是组织，不再是几十人的“小作坊”，而是现代化的公司。现代化的公司需要有契约精神。我们建立了董事会、规章制度。团队不再全凭热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第二个变化是投身于农业，意味着要从一个过去已实现净利润的市场，来到全新的领域。 步入高速增长阶段 《21世纪》：“All in”农业之后呢？ 彭斌：起初2年，我们摸不出商业模式。我们知道农业无人机可行，但到底以何种形式呈现给市场？后来我们发现，如果提供喷洒农药服务，价格和原本雇人去做的成本差不多，农户会乐于接受。于是我们组建了直营服务团队，帮助农户实现科技落地。 《21世纪》：效果如何？ 彭斌：技术推广到一定程度，设备趋于稳定、成本下降，很多地方服务公司就发展了起来。而且他们对各地农村的复杂性有更好的理解。于是，我们开始将设备卖给地方服务公司。2017年开始转而专注销售硬件，2018年就实现了盈利。对一家硬件科技公司来说，这并不容易，是一针大大的“鸡血”。 《21世纪》：压力有变小么？ 彭斌：压力还是来自要思考所看到的市场方向是不是真实的，船长所定的方向能不能带领船员到岸？这种压力是巨大的、持续的，只要还在创业，就无法逃脱。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与这种“焦虑”为伴，一样睡得着，一样每天能够激情饱满地工作，但它会带给人持续的思考和修正。 《21世纪》：有感受到投资人的压力么？ 彭斌：只要业绩快速上升，就不太会有。我相信我们的投资人都是长期主义者。我们也时刻在思考，一是要用好产品为社会创造价值，二是要回报投资人和股东，包括公司持股的员工，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共赢环境。 《21世纪》：目前公司规模如何？ 彭斌：2018年前都是几百人的团队。2019年开始员工过千，今年至今已有1400多人。我们还在扩张中，今年员工人数可能会超过2000人。 创业需要土壤 《21世纪》：作为新兴科技公司，对产业政策有哪些体会？ 彭斌：这要分阶段。创业早期，不骚扰创业公司，让它自由地在一个创新土壤中成长就是非常好的状态；干预度过多，创新就很难执行。创业公司活下来要靠自己。政府能做的是鼓励创新，支持更多资金流向创业企业，并引导社会舆论容忍甚至包容创新的失败。如果创业者失败了就再也爬不起来，谁还敢创业呢？我在广州创业多年的感受是，广东有非常棒的创业土壤。 随着公司规模变大，我们开始享受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比如创新项目申报、专利补贴，还有各种产业政策支持。随着经营风险降低，政策就更容易走进企业，银行也会提供一些更普惠的贷款支持企业发展。这个过程，我感觉到了比较充足的支持。 第三个阶段是监管。比如我们做农业，已经陆续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无人机打农药到底行不行？”如果政府一刀切说“不行”，那一切就结束了。但我们的政府非常开放：给了一个弹性空间，让我们尝试。例如，当年我们与监管部门沟通，对于如何避免类似的城市安全问题，我们提出可以设立电子围栏，禁飞区根本就飞不进去；此外，所有飞机都安装sim卡，操作员实名登记，随时可以联络，这些都对接到云平台。我们因此获得了民航局第一张农业无人机的云牌照。 《21世纪》：什么时候获得的？ 彭斌：2017年提出，2018年下发。我们的经历说明，政府对这块是一个开放的逻辑，愿意提供环境去支持创新。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