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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量子技术、虚拟现实、边缘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化生存正在从预言变成现实，数字化就业创业也随之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对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1.数智时代就业创业的机遇与挑战 自动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给劳动者带来了“双重干扰”，也释放出大量新的就业创业机会。世界经济论坛《2020未来就业报告》（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0）预计，到2025年，新技术的引进和人机之间劳动分工的变化将导致8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同时将创造97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未来20年，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技术的进步，将使中国就业净增长约12%。技术进步也显著降低了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减少从发明到市场的障碍；不仅如此，数字技术有利于消除时空障碍，为创业者提供全球市场；数智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发生重大突破，新的商业模式出现，现有商业模式被颠覆，生产、消费、运输与交付体系被重塑。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催生就业创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数智时代高技能人才紧缺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未来就业市场两极分化趋势将更为严重，一方面认知性和创造性强的高收入工作机会将会增加，但在另一方面，常规性和重复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将会大幅减少。由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技能型人才供求不平衡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难以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年度报告，2019年全球每一万名雇员的工业机器人数量最多的五个国家为新加坡（918）、韩国（855）、日本（364）、德国（346）和瑞典（27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机器人市场，每一万名雇员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从2013年25个增加到2016年的68个和2019年的187个，但是劳动者的技能水平难以满足这种快速增长的需求。与供需技能错配紧密关联的是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跟之前的工业革命一样，新一轮工业革命并不会造成大规模失业现象，真正的挑战是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建设更加公平的、全纳的、向上流动的社会，确保处境不利群体克服障碍，公共政策和教育系统大有可为。 数字技术促进工作方式的变化。技术的发展导致正式工作与非正式工作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化。世界银行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预计，当前基于数字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人数快速增加，全球自由职业者的总量约为8400万，且仍然可能在传统领域中就业。例如，美国5730万自由职业者中，三分之二的人仍然从事传统工作，仅仅将自由职业视为补充收入的来源。近年来，中国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也呈现快速增长。据《全球自由职业者调研报告》，千禧一代已经成为目前中国自由职业者的主要构成人群，他们通过自身的专业特长为客户提供差异化和创造性的产品与服务。在数字经济时代，任何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就业市场，而是可以依托数字平台平衡正式工作与非正式工作，从而创造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2.推动数字化就业创业，能力提升是关键 历史经验表明，尽管技术进步是生产力提升的催化剂，但只有劳动者思维与技能、商业组织与新技术要求匹配，新技术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每一次技术进步能否真正驱动生产力提升，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劳动者思维与能力的发展。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美国工厂首次使用电进行生产时，并没有在其最初的30年里促进生产力提升；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尽管美国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其实际生产力增长却从1995年至2005年的平均每年超过2.4%，下降为此后每年不到1.3%。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培养的劳动者思维和技能与新技术的要求之间出现了不匹配，教育没有很好地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