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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7年，中国的人才体制崩溃，高考停滞10年。1977年，刚刚复出的总设计师主持座谈，做出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570万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27万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有留法经历的总设计师的大力支持下，留学制度开始恢复，1978年首批52名公费留学生派遣出国，1981年自费留学的大门也正式打开，首届托福考试在大陆举办。“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方针被定下，第二年自费留学的人数便突破10万人。总设计师指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在长时间的精神压抑后，年轻人贪婪的渴望着外界的空气。 1986年，清华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从700名尖子生中脱颖而出，成为100个被选中的幸运儿之一，同年阎焱、熊晓鸽、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火爆全国：“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北京人在纽约》海报（图片源自网络） 巨大的环境鸿沟，使得极少有人想要回来。在留学生开闸的30年中，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归国。施一公曾在演讲中提到：我那届清华2251位本科生，毕业后去美国的有一千六七百，现在大部分还在美国，但脱颖而出的很少，知足常乐是非常大的问题。 施一公在美国读博的学习过程非常痛苦，“经常不及格”，然而博士后的研究开始后，施一公发现自己对生物学的兴趣逐渐浓厚，并很快在X射线晶体学解剖蛋白结构上取得了成果。1998年，施一公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一名助理教授，并很快成为建系以来最年轻的全职教授。 同许多人一样，施一公原本幻想美国是一个美好、自由、民主的国家，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他开始认识到想象和现实的差距。1995年，博士毕业的施一公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但问题是国内并没有匹配的研究环境，回国或许只能当英文老师、导游甚至出租车司机。 冷战期间的美国，国防同教育、科研深度绑定，每年庞大的国防经费中，超过11%直接流入相关领域科研，30%的装备采购费用流入西雅图的波音、硅谷的IBM、惠普、洛克希德，军事需求的溢出造就了两个科技工业中心，更为美国带来了CPU、计算机和后续的整个互联网时代。 而同期的中国，经济建设成为绝对的中心。总设计师在会议上要求部队“要忍耐几年”，即大量裁军以节省军费，支援国家建设。为了引进技术和建设的资金和技术，市场换技术的举措被执行，促进了市场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国产化的停滞不前。 国家的科技和技术底子确实非常薄弱。从1992年开始的10年间，每年评选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陷入发不出来的困窘境地，前者10年间只颁发了两次，并且得奖的冯康和秦仁昌院士都已经去世。后者10年间发了3次。“两弹一星”元勋们都已经领过了荣誉，然而后续却没人能跟上。2002年自研ARJ21飞机项目上马时，设计人员要么是50多岁60岁的老人，剩下的是20多岁的年轻人，1代人失去踪影。 这一时期的中国，高层次科研人才规模不足且年龄失衡，1992年中科院研究院平均年龄为53岁，全国56岁以上的高校教授占比达到了惊人的80%，亟需新鲜血液的补充。中科院、人事和教育部委先后牵头了“国家杰青基金”“百千万工程”和“长江学者”计划，然而基础环境的匮乏，调动力量和成果十分有限。“长江学者满足门槛的候选人都不到10个，跟海外大学一个教职上百人抢的对比非常明显。”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人才流失的问题更加突出。从2000年起，我国留学生的回国数量就逐渐走低，至2004年仅有20.9%留学生选择归国。留学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成为每个人心中的圣地，俞敏洪被比喻成新时代的“摩西”。 有失去便有所得到，我们用人口红利和市场换回了经济的狂飙，GDP在20年汇总维持了近10%的年均增长。1990年，中国经济体量占世界总量的1.82%，2000年增长到3.69%，而在2010年，中国的占比已经达到9.36%。今天这一占比为16%，美国为24%。 1999年10月，作为在美国的华人杰出青年专家，李彦宏应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大街小巷的网站广告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时国外技术一统天下的格局让他感受到了创业的机会。2000年1月1日，百度开始在北大资源宾馆办公。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