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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芬：建不建议我给你举出一点，这不会影响到你团队的威信。我觉得是这样，他在前面那段发言里面，还是向众多的科技人员一样，他会强调我们是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做的事情的过程干吗，你是作为公司的一个CEO，其实应该要有销售能力，我其实告诉你一遍，你上来之后说我们公司做什么产品，能够解决大家的什么问题？你要和用户界面找到感觉，所有的CEO都是一个好的销售人员，让自己产品尽快让每一个个体能够知道，这是第一个要抓住这个机会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要在一百多个电视台播出。 张凯宁：我下台之前我再说一遍。 王利芬：可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找方向的过程里面，柳总表扬您的优点，把各个不同的意见搞同了，然后再一块儿走，这是很不同的，你怎么搞到同的，这事你得说清楚。 张凯宁：其实把不相同的意见说成大家最后都朝着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很少有人能够，特别是说，科学院可能是个比较特殊的环境，多年形成的三十几年的无论是科学、生活的意见，把它说的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其实挺难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不厌其烦说，不厌其烦你要去证实它，有的时候请外援来帮你说，有的时候通过一件具体的事情去说，或者通过调研的结果去说。国外的报告来说，你要想说服一个人，你得不厌其烦，不停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唐僧，你要反复地说，而且说的要有理有据，而不是咱们感情用事，说这事一定能成。很多科研人员他还是讲究数据的，讲究真实的情况，如果你能找到这些，能够真的做到有理有据的话，是没问题的。 王利芬：回答的还是挺好的。 柳传志：但是对不同的人其实是不同的，在科研人员里面可能更需要这样，在我创业的时候，也是和科研人员一起，反而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我创业的那11个人，到后来发展出来几十个人的时候，都是一些年龄比我还大一些的同事，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当年学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写的一本书叫《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们办这个公司的过程，实际是一个，要想走市场经济的路，但是和当时计划经济的法制法规是完全碰撞的，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就拿不到批文，拿不到外汇指标。因此你必须要走一些个带有政策边缘的这样的事，完全那么中规中矩那么做，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但是所有人全都不敢不肯，我就压着他们肯，当时比较狰狞的一面暴露出来了，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这么做怎么行？我后来说不这么做就开不出工资来。比如说当时发奖金，国家因为怕国有的单位乱发奖金，所以把奖金税，你奖金超过你月工资的三倍以上，要加300%的奖金税，有这样的事情。而那年我们做得特别好的时候，奖金税远远超过了十余倍的工资，在这个事情上，跟内部的管理层争，大家宁可食言也不能发了，我是认为坚决要发，哪怕你犯点错也值了。其实国家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类的公司，完全是不拿国家的钱的，是拿我们自己的钱发的，其实国家是不应该管的。后来果然改成了今天的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听我的，当时就是这么做了。 为什么要肯呢？实际上在某些事情上，比如推销汉卡的时候，到外面去讲，也许很多人就是卖不出去，比如到了人家办公室要敲门，在当时的时候没有人敢做，我敢做，你总得做出来叫人家信你。 王利芬：怎么别人不敢的你都敢呢？ 柳传志：我脸皮厚嘛，其实主要还是冲着这个目标，我拿这个企业真当着命来做，我走这条路非走不可了，我曾经被人从中金公司大楼里轰出来了，最后终于我把这单做成了，所以确实得有点这个劲头，这也是所谓CEO情商里面的重要一条。 王利芬：你看他有吗？ 柳传志：最起码没看出他没有，这个有没有不能凭说话声音大不大，眼睛是不是瞪圆了，不是凭这个的，经常有人细声细气说话，但是意志非常坚定。 王利芬：没看出来，你觉得你有柳总那狠劲吗？ 张凯宁：我觉得我们受了很多联想的影响，就说一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们从构思这个项目，到今天四年了，每天做同一件事情，从来不赚钱，也看不到钱，我们做了四年只做了一件事，直到上周拿到证为止。 王利芬：这是大家对你的鼓励。 （责任编辑：晨鸿） |
